2024年7月

高位买房的年轻人

在经济学中,“高位” 意指接近或到达市场价的最高点。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近年房市下行,在过去高位买房的年轻人们浮现了。

他们或工作体面,或家境殷实,在各地房价居高不下时购入房产。代价往往是高息百万贷款,或决然卖房置换。

做这笔人生的最大投资前,他们嗅到过疯狂,也怀疑过涨价总有期限。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被一种普遍的焦虑催促着:再不上车就来不及了。

现在,再下车,似乎也来不及了。

下风口

八个月,80 万。这是今年 2 月,收房那天,31 岁的刘芸从中介处得知的房价下跌速度。又五个月过去了,这个夏天,与她同小区、相似户型的一套房,最新成交价是 415 万。

​去年 6 月,刘芸以总价 600 万买下这套房子。

​房子在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附近,近二十年的房龄,同区域算次新;68 平方米,“一改二” 的两室格局,比起她看过的其余四十多套房,胜在户型方正。非要挑毛病的话,改出的次卧太小,放张一米五的双人床都够呛;且那是个回迁小区,管理杂乱,楼道被邻居的杂物堆满。但房子是买来结婚用的,也是她人生的第一套房,她知足。

​因此,起初,房价下跌的消息传出,刘芸不去刻意查看。直到 “躲也躲不掉。” 朋友圈、各种社交平台,太多的相关资讯涌来。拿到钥匙后,她独自在客厅的地板上坐了很久。原房主留下浅色的、积了尘的电视柜和收纳柜,满眼出租屋的质地,当然不够称心,但她更心疼还没入住就亏掉的一百多万,“要不要别重新装修了,添些家具就直接入住?”

​2022 年秋天,34 岁的郑旦花费 900 万,在海淀中关村为孩子置办了一套学区房。今年以来,她听说,周边学区一般的房子,价格已下跌了两成。自家的房子跌了多少,她没有查,也认为没法查,“查到的多是挂盘价,现在,挂盘价已经代表不了什么。” 但她心里有个估算,怎么也得跌了 15%——135 万。

​郑旦和刘芸买房的日子,一前一后夹着北京房市的 “小阳春”—— 在多位受访房产中介眼里,往前追溯,2017 年 3 月北京房价到达历史高位后,经历 2 年多阴跌,直到 2021 年至 2023 年攀升到新的高点。

​高位下滑的一年里,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房价以十万为单位地下跌。房产中介程龙介绍,在他负责的海淀某小区,2023 年 3 月,一套 92 平方米的房子以 830 万元成交。今年夏天,同楼楼下的另一套房,以 640 万元成交。丰台区的跌幅更大,去年的一套老破小卖 400 万,今年成交价只有 260 万。

相似的情形不止发生在北京。

2019 年,22 岁的汪菁大学毕业,在武汉二环买了一套大平层新房,总价 760 万,贷款 490 万。也是为了结婚,“掏空两个家庭的现金。”2022 年年底,她忽然听说,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被挂出了 500 万出头的价格。自己的房子三年跌了 200 多万。可房价的颓势仍然没止住,今年春天,同小区的一栋别墅价格 “腰斩”,从 2000 万跌到 900 万,至今没有成交。

黄金地段的房子也没能保全。2021 年,范辛为 24 岁的女儿在江苏昆山以 310 万全款买下一套新房,房子紧邻阳澄湖高铁站,离彼时即将开通的昆山地铁 S1 号线也只有 300 米,处在标准的 “上海半小时生活圈”。他以投资的眼光看待这套房,想着过几年房价上涨 30% 总没有问题。2022 年下半年开始,房价持续下降。最近一次与中介沟通,他被告知,同小区、同户型房的成交价跌到了 200 万元 —— 跌幅超过 35%。

过去几年高位买房的人们,正催生出相似的故事。他们在上风口时入市,等回过神来,似乎已落到了下风口。

​张诚在北京昌平做二手房买卖,对那些前几年经他手高位买房的人,他在微信里专开了一个分组。但凡他发的朋友圈涉及到当下的房价,就屏蔽这个分组,以减少对他们的刺激,“有些人当初买房贷款了 180 万,结果那房子现在可能也就值个 200 万。首付差不多亏没了。”

​程龙从事房产中介 16 年了,他将北京近十年的房价分为三个阶段:2015 年至 2017 年,百业创新,热钱涌入房地产,房价疯涨,一套房,一年内就有可能升值一倍。2017 年,北京推出 “317 政策” 后,认房认贷、暂停发放长期贷款,房价疯涨的劲儿就过去了。但自 2018 年后,总体仍保持向上。直到 2023 年春天起,房价猛跌。

迅速地涨与跌,在他看来都是失常的表现。

作为切身利益相关者,最近一年,他的工作和生活也一起失常了:他所在的门店有二十多人,一个月只卖出去两套房。在 2023 年春天以前的黄金年代,他的店曾创下一周卖出 15 套房的纪录。程龙的收入因此少了八成,正焦虑地思考转型,四处打听怎么做房地产自媒体。

中介们总结,现阶段,除了急需用钱或需要学区的,不论卖房者、买房者,大多都在观望,等待更利于自己的时机。“买的人不愿出手,卖的人不愿降价。”

必选项

对一些高位买房的年轻人来说,买房是必选项。

​房子并不只用于居住,它是婚姻、后代教育的保障,是资产和阶级不滑落的底气。完美的房子不存在,地段、学区、新旧、价格,普通人最多择其二三。房子不完美,你却不得不买。如果你此刻不买,在未来,你或许想买而不得。

​六年前,刘芸初到北京,入职的国企提供免费宿舍,是老小区内的两室一厅,她与同事合住。但就和许多北漂一样,这样暂居的场所承载不了她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她不敢随意增添生活用品,不敢设计自己喜爱但无法带走的角落。“鸟都知道要给自己搭窝。” 她和男友都是注册会计师,那时收入稳定、对未来规划清晰,她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家。

​在北京交满五年社保后,她获得了购房资格。周遭的一切都在向她传递买房的紧迫性:单位里的同龄人都陆续办妥了买房、结婚,而她与男友因没定下婚房,一直拖着婚期。她是互联网深度用户,平台算法捕捉到了她,“推来好多视频,好多人看好的房子,下手不及时,就被别人抢了。” 焦虑之下,她开始跟着中介看房,中介告诉她,“眼下是‘小阳春’,再不买就赶不上这趟车了。”

为了搭上这趟车,2023 年 6 月,她和男友及双方家庭凑出两百多万,贷款 303 万,买下婚房。9 月,两人结婚。月供近三万,年限是 25 年,她算过账,贷款的总利息,比房子的总价还高。

​但她没有感到不安,“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能买的时候你不买,谁知道未来是什么政策?” 如果政策收紧,购房门槛上升,她怕自己不再具备购房资格;如果政策放宽,购房需求增加,房价上涨,她又怕资金上难以支撑。“怎么都得买。”

​郑旦 “上车” 是为了孩子。2022 年,盘算买学区房时,孩子刚满两岁,离上小学还有四年。依据她对身边有孩家庭的观察,购买学区房都是孩子四岁以后的事。但北大毕业的丈夫是个育儿上的急性子,在研究了 “海淀 1911” 等政策后,为求心安,决定趁早下手。

​他们总共只看了五套房,有一套看中的,因为离地铁远了些,只犹豫了一天,第二天房子就没了。看中现在这套时,夫妻二人当机立断买下。贷款了 400 多万,期限 25 年,月供也是两万多。

​其实早在 2015 年,郑旦就在回龙观买下自己的第一套房。购买学区房时,她想把回龙观的房子卖掉,降低杠杆,但丈夫不赞成,“他觉得我们的生活紧一紧,有两套房子更保险。” 郑旦在媒体工作,丈夫是互联网人,在他们当时的社交圈中,两万多元的月供是正常水平,也是海淀妈妈们的常规代价。

​毕竟,在过往的认知中,房价总是在涨的。人们目睹了房市直线上升、直至疯狂,如果要用更具诱惑力的修辞,就是太多人曾目睹房产神话。

2017 年左右是北京房市最滚烫的时候,中介张诚亲眼见到,一套房从 2016 年的 120 万,涨到了 2017 年的 270 万。那阵子,一旦有新房源被推出,只要价格不离谱,立马会有五六个中介带着客户围堵在房源楼下,排着队、轮流跟客户上楼谈价。有客户专门在楼梯间放了个垃圾桶,里面满是鞋套。谈判桌上,价高者得。

为了防止谈判期间被竞争对手电话截和,有的中介甚至会悄悄揣着信号屏蔽器。

汪菁曾经在武汉一家房产公司的营销部实习了半年。她记得那是 2018 年,部门的奖金池里,单月奖金一度高达 90 万 —— 这还不到单月销售总提成的 1%。有购房者想托关系选楼层,六位数的茶水费(为顺利买房给出的好处费)甚至会直接推到她这个实习生手里。这种热烈的氛围,激励了她买大房、买好房的决心,“不买就是吃亏,不贷款、不薅羊毛就是傻。”

也是那一年,范辛发现昆山的房价开始暴涨,“一年至少涨 30%。” 他有同事在 2017 年买房,单价 1.8 万元,到 2021 年,单价直接飚到了 6 万多元。有楼盘的茶水费要 80 万元,但仍有人前赴后继地买单 —— 在很多人看来,“房子涨价 80 万,不到一年的事儿。”

范辛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孩子想做北漂。他为她筹划,想要待她交满五年社保、获得购房资格时,就在北京买下一套房来。那么,最保险的方式就是 “以房换房”—— 在昆山买套房,过几年卖掉,能极大地抵消北京房价上涨的资金压力。

当时,范辛手上现金不多,热门的楼盘都需要 100 万元存款证明,才有资格参与摇号。徘徊后,他卖掉了父母的一套拆迁房,又东拼西凑到 300 万元,拿到了绝大多数楼盘的入场券。他看了十几个新盘,择优参与摇号,却统统不中。最热门的楼盘,不到 300 套的房子有 2000 多个人抢,他摇到了 900 号。

手里攥着几百万,却买不到房,让范辛 “非常非常地心慌”—— 银行的储蓄或理财利率、开公司、做生意,有哪样比买房子更挣钱?又有哪样能追赶上不断攀升的房价?

​直到 2021 年 7 月的一天,守着早上 9 点整,他连续敲击手机上的购房登记链接,终于抢中了一套房。两小时后,打出三百余万购房款的那一刻,他感到人生中最莫大的心安。

​对这套房,他做了精细的规划:等昆山这房子升值到 400 万,就卖掉换来首付,让女儿在北京买套六七百万的房。“九十多平就行,最好有三个卧室。”

得与失

对少数高位买房人来说,要不要买房,曾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人生的前 30 年里,何东都是个坚定的不买房主义者。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计算机科班出身,毕业后,做过编程和销售。北京孩子,有着自己的生活态度,24 岁那年,何东迷上了滑雪,一度辞职了去滑雪场工作,又在两家滑雪公司做过内容运营。

​那时候,生活就是玩儿。大多数时候是 “月光”,偶尔攒下些,就去日本、瑞士,享受不一样的滑雪场。房子当时是不在他考虑序列的。一方面,北京的房价太高,他懒得钻营。另一方面,房子也不是他生活的必需品,他原本和父母住在西二环的老房子里,如果独立,租房也挺舒坦。

​心态是潜移默化间改变的。2019 年,何东入职互联网大厂做运营,买房是同事们不时会提起的话题。常有新楼盘销售员到公司做推介,价格高不可攀,“都在公司附近,要八九万一平。” 为他昭示一种生活和财富的可能性。

​在大厂,他的收入还算可观,三餐、通勤都由公司负责,日常消费少,手上的钱很快多了起来。“钱一多,就感觉自己应该办点事儿。”

​和买房直接发生关联,是因为他交了女友,女友力荐他买房。两人是在雪场上认识的,她崇拜他擅长滑雪,他羡慕她毕业自清华 —— 清华建筑系毕业的女友,是房产市场的赢家。她 2017 年在北二环买了一个开间,总价 200 万,后续最高时涨到 400 万,“像这样,买套房,既能在结婚后入住,也能保值、升值。”

​谈买房这件事,从抵触,到吵架、妥协,何东慢慢地想清楚,他想结婚,他相信女友的判断力。他被说服了。

​起初买房的预算只有两百多万,刚够在丰台买个四五十平方米的开间。两人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看房,发觉开间的缺点太多,没小区、没车位,实用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鸽子窝似的一层十几户。女友说,“我不想和冰箱、洗衣机睡在一起。”

​2022 年,33 岁的何东花费 360 万,在丰台四环外买下一套共有产权房,两室一厅,南北通透。三七开的产权,他拿七成。为买房,他拿出工作近十年的积蓄,加上父母的助力,凑出 200 万首付,贷款 160 万。一开始,生活没有太多变化:虽有月供 9000 元左右,但大厂的公积金缴纳额度很高,每月需要他自掏腰包的部分很少。日子依然过得舒坦。

​2023 年年初,何东所在的组被整体撤编,他失业了。生活也随之开始失控。

​先是几个月待业在家,交往近三年、原本准备走进婚姻的女友与他分手。6 月,他在一家创业公司找到工作,干了不到半年,公司黄了,他再度失业。他投了无数份简历,大厂、小厂,没有一个厂能容他一个工位。

​每天都很颓丧。他花几千块买了辆入门级公路自行车,找不到工作,就天天骑车,拼命骑,一口气骑四五个小时。“我没觉得骑车有趣,就是假装自己有事做,一种自我欺骗。”

​最难受的,是近万元的月供。买房时积蓄都已经掏空了,自他失业后,已经退休的父母默默承担起了房贷。

今年 6 月,他试着跑了几天网约车,“拉一天,流水 260 块,但加油就花了 150。” 对还房贷是杯水车薪。6 月底,他开始在高铁站送餐。接了单子,从候车厅的餐厅里取餐,摞一大包送到站台,等车进站,交给乘务员。

​这份工作月薪 3500 元,只够衣食开销,约等于大厂收入的零头。原来他总想,在北京,(月薪)3000 多的工作真会有人做吗?现实告诉他,“有的是人做。” 他自己也得做 —— 一周五天,早八晚六,也就中餐、晚餐时忙一阵,其余时间他都是傻坐着,“有一种我他妈在干吗的感觉。”

​他无数次回想,如果首付不用来买房,存进银行,每个月也有几千块的利息,足以改善他的失业生活。他在社交媒体上写,“压垮大厂打工人的终极道具不是裁员,是北上广深的房。”

​按规定,那套共有产权房在五年内不可出售。父母不许他出租,始终盼望着未来的某一天,还可以做他的婚房。他自己也舍不得租,“打了索菲亚的柜子,心疼。”

​租还是住,他为难。赋闲,为难,干低薪无趣的活儿,也为难。前后左右都难。

​似乎就是从买房开始,命运轨迹有了改变。何东困惑,“明明买了一个资产,怎么最后变成了负债,变成了拖累一家的累赘?”

​有时候,他会归因于自己曾有的信心与期待。一段看过的脱口秀让他深感共鸣:“当一个人因为不劳而获两天盈利 8000 块钱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这是运气,他只会觉得,这必将是今后我人生的常态啊!”

​曾经的松弛感没有了,现在,这个北京小伙儿需要更多的,是安全感。

安全感

同样抱着信心与期待,范辛买房,是想为家庭的下一代增加安全感。

​他不缺房。1999 年,他在昆山买下第一套商品房,单价 1850 元;2008 年,买了第二套改善居住,单价 6300 元。最高时,这两套房的单价都冲破了三万元。他在体制内工作,收入一眼望到头,房子是他的最大财富,房子给予他安全感。

​但他是这个家里唯一对买房上心的人。妻女都厌恶负债,不信任杠杆买房。吃着饭,一聊到买房,双方甚至会吵起来。

​女儿不理解,不管是昆山的房还是北京的房,为什么要急着买呢?如果哪天她想辞职、GAP 了,房贷怎么办?如果哪天她不想待在北京,也不想回老家了,要房子顶什么用?其实没讲出的心里话是:女儿不希望父母为了给她买房,过得苦哈哈的 —— 那几年,为了凑房款,家里从来没有存下过大钱,范辛还开着一台十几年前的手动挡车。

​范辛则不置可否,回以 “房子赛过存款” 之类的话。

​最终,三人互相妥协的结果是,一分不贷,在能力范围内全款买房,不给任何人增加负债;房本上写奶奶的名字,以保全女儿 “首房首贷” 的资格;且不论房价如何变化,这是短期内家里买的最后一套房。

​这个三方妥协的决定,在房市下行后,反而让这家人觉得自己成了高位买房人中的 “幸运儿”,“钱是亏了,但好在没有负债。” 范辛也终于不再有更多念想,换房这件事,“暂且打住了。”

​他们的安全感受到了震荡,但好在还没有破碎。

而更多人没有这样的储备,杠杆买房带来了消费降级,高位买房人的安全感,也在降级中被稀释。

​自从买房后,汪菁不化妆了,原先她买口红是一盒一盒买。家里两个孩子,500 元一节的马术课、大几万的早教系列课也都停了。她现在统称它们为 “消费主义陷阱”、“智商税”。

​家里月供近三万 —— 她是家庭主妇,老公做工程生意,这两年结账也困难,月收入下降了将近一半。每月,支出家用、贷款、生意上的人情往来后,完全没有结余。一家人都有了危机感。

​几乎从买房的那一刻起,刘芸就打定了提前还贷的主意。依照当时 “LPR+55bp” 的算法,她的利率高达 4.85%。此后,北京的商贷利率一路下降,至最近,首套房利率已降至 3.4%。然而,因为存量房基点不降,刘芸的利率仍是 4 字打头。

​她不愿被银行占便宜,“但凡手里有一万块钱,都会还掉。” 她遏制了所有的消费,饭也只在单位食堂吃。拼命存钱,如果周转不过来,就临时用消费贷堵上。一年内,她提前还贷十余次,总计还款一百多万元 —— 但仍有一百多万的贷款要还。

​偶尔,她会怀念刚毕业时挣得少、花得多的生活。她喜欢五月天,但自从买房后,五月天在北京开了十几场演唱会,她一次也没有舍得去听。

​今年 6 月下旬,新的烦恼又出现了。刘芸老公被裁员,瞒了她一周多,每天正常出门、装作上班。等七月初,他离职手续办完后,才与她摊牌。她愁得一夜未眠。

​两人没有互相责怪的习惯:买房是她主导的,房价跌了,他没发表过意见;他失业了,她也不会施压。老公找工作快一个月,有个机会还算靠谱,但是需要外派去亚非拉国家。这对新婚夫妻来说是个难题,她舍不得老公走,又知道,不走,两万多的月供靠她一人难以为继。为了维系这个家庭的安全感,他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平衡点

慢慢地,不得不接受房价抛物线般的现实,也接受了随之而来的各种难,人们试着,在自己和焦虑之间,垒起一道 “防火墙”。

​当初买西城的房,刘芸是想着一步到位,未来有了孩子,给孩子上学用。她想得很清楚,不鸡娃,只要够上西城的学区,怎么着也能考上高中。这就够了。

​而今,她觉得债够了,跌够了,前途未卜,要孩子的事 “就先搁置了”。

​也是为了省钱,刘芸最终没有请装修公司,水电定位、家具选购定制都是自主搞定。她接了些推广的活儿,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厂家就免费赠送了她全屋的灯具。刘芸特意提到一盏吊灯,是她最钟意的,有星球的纹理感,很衬她白绿色调、法式奶油风的客厅。

郁闷的归郁闷,收获的归收获。在装修的过程中,她脑子里的很多细节,都尽量和幸福感挂在一起,她感到这里 “真正属于自己”。

​房价刚下跌时,郑旦再次产生了把回龙观房子卖了、减轻杠杆负担的念头,好把家庭拉回到平衡的轨道上。她和丈夫的工作目前还算稳妥,但难说没有降薪的风险。她问遍了身边的朋友,也收看了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的访谈。结论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人知道未来房市会怎么发展,关于房子,你做的所有决策都是私人的。”

​有一回,她和丈夫深谈这次买房的抉择,丈夫问她,如果当初没买,现在还敢买吗?她恍然大悟,“如果我没在高位时买,现在房价跌了,买涨不买跌,我会不会在下手时也特别纠结?会不会拖延到耽误孩子上学?”

​如果这套房早晚要买,那么,就像没有完美的房子那样,也没有完美的购房时机。这么一想,心里也舒缓了不少。

去年底,共有产权房交房,何东专门拍了个收房视频,配文:在北京买它一套两室一厅!“你想你在北京买房了,是不是有点牛逼?”

他希望自己能熬过去,就像越过那些生命里曾经的挑战与磨难一样。27 岁时,他完成了滑雪生涯中最难的动作,“CORK 540”,飞出跳台后,他在空翻的同时转体 540 度。他滑过最大的跳台有 12 米,这意味着,腾空而起后,他在空中飞行了 12 米。

​他摔过,一次胳膊骨裂,一次磕到头,短暂失忆,被救护车拉走。他曾沉迷于制造滑雪的抛物线,它和房价的曲线一样冒险。尽管不是每一种冒险都让他快乐。

​他把过去的人生分为 “胡作非为” 和 “正经工作” 两部分,如今,这两部分都已经恍如隔世。买房以后的生活像做了一场大梦。他的做梦心得是,世俗的生活果然没有那么可取。

​现在他已很久不滑雪了,滑雪太昂贵,而且他 “没心气儿了。”

​还有让他高兴的事,因为骑车,他三个月减重 20 斤。健身强体,也是一种久违的获得感。有时他不送餐,工作日白天外出骑行,马路空荡荡的,“别人在挣钱,我在骑车。” 他仍然会思虑,这是一种收获,还是在浪费生命?

​当然,工作还要继续找。当初与他一同被裁的同事,没有买房,拿着储蓄和裁员补偿,旅游了一年半,“今天在新疆,明天在海南。” 这是他羡慕的活法儿。

​他也盼望过另一种生活。在他的想象中,如果生活没有迫使他缓慢受槌,如果他能保留勇气、心态、身体素质,五年后,他可能会把那套共有产权房卖掉,亏不亏的都不在意了 —— 拿着钱,买一个小院,开民宿,做滑雪教练。天天滑雪。

​(文中受访者除秦刚外,均为化名)

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的当下,中产家庭的主妇们转变生活方式,开始量入为出,重拾性价比。

由奢入俭并非易事。有人发现,过去追求升级的生活方式,确有可祛魅的地方。

中产主妇,向性价比转身

口腔医院诊室内,刘琳琳11岁的孩子规矩地仰躺在诊椅上,张嘴接受牙医检验。这是一次免费的常规检查。过后,医生告诉刘琳琳,孩子蛀了一颗牙需要填补,大概需要1700元,而后就继续开动机器,帮孩子补牙。仪器“嗡嗡”声钻进刘琳琳的心里。每一次震动,似乎都在加快金钱的流走的速度。过去,刘琳琳不会把这笔1700元的花销放在心上,但今时不同往日。

在上海,刘琳琳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一个孩子。在这个三口之家,丈夫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每年创造着50到1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而刘琳琳则是全职主妇,决定着家庭的花销方式。丈夫每年带回的收入花在哪里、如何花,主要由作为主妇的刘琳琳筹谋、决定。2023年下半年,刘琳琳的丈夫告诉她,自己就职的公司决定未来把重心转移到东南亚,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经营成本。这也意味着公司未来在内地的雇佣人员、提供的薪资会逐渐减少。这个消息,让负责家庭开支的刘琳琳意识到,必须捂紧钱袋子,主动过上量入为出的生活。

在她的理解中,形势是一点点变化的。在此之前,刘琳琳本也是一名白领,2022年遭公司裁员,才全职在家主管家中事务。以前,她对家庭未来收入的预期乐观。很多时候,她乐于用金钱换取家庭更多的便利,节省自己和其它家庭成员的时间和精力。

每到周末,刘琳琳都会安排一家三口下馆子吃饭,一餐大几百元,关系不大。平日为节省时间和精力,也会用餐馆就餐代替自己在家做饭。如今,决定向性价比转身之后,刘琳琳开始尽可能减少一家人在外就餐的频率,在家做饭。一天下来,伙食费至少能省去一大半。家人想吃毛豆,她尝试着买回生毛豆自己从掐丝这种处理生毛豆的步骤开始试着做,而不是买现成的、处理好的毛豆。虽然省不了多少钱,但生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她开始过起了付出时间、精力处理更精细的事务,来节省经费的生活。

生活在北京的陈静过往很少为钱发愁。她的丈夫在IT行业工作,她自己则在医药行业工作,夫妻俩收入可观,持续供养着家人过上一种中产式的生活。作为家庭的女主人,陈静主持着家庭各项大事,心有余力,还在互联网上开了账号当博主,这一副业也带来了一定收入。作为主妇主持家中大事,陈静很少去菜市场采买食材。她习惯在“山姆”“盒马”这类的生鲜平台上下单,而后由专人送货上门。这类平台上的食品价格普遍比普通菜市场高,但因为家庭条件负担得起,所以陈静有条件牺牲“物美价廉”这一项,去享受不用两腿奔波的便利。

022年以前,陈静和丈夫还没有摇到车牌号,那时也很少坐公共交通出行。丈夫颈椎不好,两人每次周末出行,乘坐的都是较为昂贵的保姆车,往返打车费要2、3百元。丰厚的家庭收入,也让陈静有自由和经济条件经营自己出门在外的形象,她表示,自己每天出门都要尽量搭配一身新衣服,往往一个季度过去,衣柜里还有不少衣服等不到出场亮相的机会。

算上整个家庭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在这个北京的中产之家,女主人陈静每个月经手的支出在6万元左右。

然而,2024年以来,陈静也开始向性价比转身。2023年年底,丈夫被裁员,而后入职新公司。新公司的日子也顺流而下,领导以“抽取部分薪资留待年终和奖金一起发放”为由,克扣了30%的月薪。陈静作为博主的副业收入也大幅缩水。今年“6·18”购物节期间,她收到的广告投放数量,从往年的10条左右下滑到只剩两条。她在社交账号上发了自己对降级生活的担忧,引起了许多讨论。许多人表示,自己的家庭收入折半了。

收入骤减,让很多中产家庭过往持续多年的生活方式变得摇摇欲坠。如何在消费降级和保持家庭生活质量之间寻到一条可靠的路径,检验着这些家庭中,主持大局的主妇们的生活智慧。

在过往,很多中产家庭的主妇的花钱之道,是用金钱购买,去逐步消除生活中那些不便利、大体力消耗、大时间消耗的细节。如今她们反其道而行,刘琳琳和陈静这样中产家庭的主妇们,都选择思路上转变为追求性价比、质价比,愿意在保持生活本身质量的前提下,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品质相当但价格更加低廉的商品,节省生活的成本。

从前,陈静的婆婆常向她念叨,北面有个批发市场,买来的菜又好又便宜。但市场离家有一定距离,需要开车前往,陈静觉得不方便,便没放在心上。消费降级后,她让丈夫抽空,开车带着一家人去逛逛,才发现果真不错。不仅面积大、品类齐全,食物的新鲜程度也丝毫不输给那些主打高端定位的生鲜平台。最关键的是,价格还便宜。有一次,她在批发里遇见一位卖西梅的农妇。在她印象中,西梅是一种偏贵的水果,没想到问价时,对方直接给她倒了一大兜子,约莫四、五十个,让她“五块钱拿走”。陈静的内心受到了冲击。以前在网上买菜,东西没买几样,几百元就没了。到了批发市场,钱一下变得经花起来,两、三百元买来的菜就能装满一个后备箱。钱变得“经花”,是她们过往很少感受到的欣喜。

陈静对照过往生活,开始称赞起如今量入为出的生活消解掉的一些过往狠狠踩中的消费漩涡。赶大集成为陈静一家每周的固定项目。她过去带孩子出门玩,不仅要掏各种门票钱,还免不了被各种游乐消费项目“收割”。看着儿子眼巴巴的神情,母爱就冲昏了头脑,办了卡就刷,一趟亲子游动辄就要花上千元,用来支付儿子想玩的各种游乐项目。等结束后,她才回过神来拍大腿。自从开始赶大集,带孩子出游的任务也在采购过程中被变相完成了。

“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这条主妇们过往信奉的“真理”,如今正被推翻。

刘奕敏和丈夫在广州经商。平日,刘奕敏不仅要负责家庭各项活动和支出筹划,还负责生意上对外的往来。2024年初,她愈加嗅到“钱变得更难赚了”。

一开始,是她意识到开始频繁刷到各类提醒大家“注意省钱”的视频。到了2月份时,刘奕敏根据对餐饮行业的了解,入手过几家看好的餐饮公司的股票,没想到一路下跌。在和一些基金公司的朋友聊天中,她得知往年没有亏过的餐饮股,今年也在亏损。刘奕敏迅速转变了策略,杜绝触碰任何实体投资,以及高风险的股票和基金,“专业玩家都赚得不多,(我们)就不要去搞。”

难以开源的情况下,她更加关注家庭中细枝末节的支出。6月份时,刘奕敏与一位新开了餐饮店的朋友聊天,发现对方的电费支出占到了营业额的17%,远远超出了10%的上限。根据多年的经商常识,她怀疑是对方购买了大功率电器,由此,也开始留意起生活里相关的细节。那段时间,她正准备家里换新冰箱。刘奕敏发现,母亲家里的冰箱和自己差不多大,电费却几乎是自己的两倍。查看之后,她发现母亲使用的是10年前购买的老冰箱,属于5级能耗,是最耗电的一类。冰箱24小时插电,一个月下来,电费总额达到了700多元。刘奕敏当即就给母亲换了一个1级能耗的冰箱。此外,在出租和管理名下资产中的商铺时,她也更加关心店家对电器的购买和使用情况。遇见有门店使用功率过大的电器,便会主动建议对方进行更换。过去,她甚少在意这些支出,但现在一切要“重视起来”。

刘琳琳自己在家煎牛排

对中产的生活方式“祛魅”

林秋语出生于1990年,父亲经营着建筑机械生意。时代的东风为这个家庭带来了财富的攀升。2008年,她在北京上大学,遇见了不少家境富裕的同学。那段时间,她沉迷于消费奢侈品,将每个月生活费的8、9成,都投入于购买衣服、包包上。

23岁那年,毕业不久的林秋语步入婚姻,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婚后,她也保持着相似的消费节奏。

丈夫从事地产行业,丰厚的收入再次为林秋语提供了消费的底气。她的生活围绕着奢侈品、瑜伽和旅游展开,几乎没有任何烦恼。

2016年怀孕后,林秋语成为全家人的重点关注对象,婆婆和丈夫都叮嘱她出行时要坐商务舱,酒店也是由专门的旅游公司规划好报价。生活中,林秋语面对着这些账单,很少感觉到钱包窘迫。

在降级消费浪潮下,林秋语逐渐养成了事事比价的习惯。日常里,她会囤些常住酒店的消费券,可以抵消几百元的房费。需要坐飞机时,她会专门查看积分,又或者通过对比一些三方购票平台,找到最实惠的购票方式。

女儿小时候,为了方便照顾她,林秋语每次都带女儿坐空间更大、服务更好的商务舱。等到女儿4、5岁时,有一次,丈夫质问她“为什么一直带孩子坐商务舱,让她从小就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之后,林秋语带女儿坐了一次经济舱。她发现,长大的女儿已经能够好好地待在座位上,不需要自己操心了,坐经济舱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观念的转变是逐渐发生的。现在,她还开始尝试带着孩子坐公共交通出行,在此之前,她已经“好多年没坐过地铁和公交”。和女儿一起逛超市,林秋语也会刻意引导女儿对比同一商品不同品牌的价格,在这些细小的花销里,她希望能和女儿一起培育起新的消费观念。

但由奢入俭的过程,比林秋语想象得更为漫长和艰难。节流中最难的一步,莫过于将那些依附于高收入而生长起来的消费欲望修剪干净。

有一回林秋语逛街路过珠宝店,被一条项链吸引住了视线。那是一条祖母绿的宝石项链,宝石个头不大,但胜在小巧精致,被商场的灯光衬得耀眼夺目。林秋语一时走不动道。

虽然她内心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工作生活,压根没有什么场合有机会使用这类奢珠,祖母绿的颜色也略显老气,但那一刻,她的内心就是发了疯似的想要买下它。最终,林秋语以超出4万的价格买下了那条项链。

一年多过去了,项链至今仍然躺在她的首饰盒里,不见天日。她只好安慰自己,“未来留给女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产的生活模式,是消费社会塑造的产物。

在消费社会,商业借助人们对向上跃升的本能渴望,鼓励人们用消费区别自己的身份。消费主义赋予了商品种种实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通过广告等宣传手段让人们相信,占有某些品牌的商品,就可以获得某些特定的特质,仿佛只要购买了这些商品,人就会变得奢华、逃离平庸。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产家庭用高于普通大众的消费水准,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意义,用溢出商品实用价值的消费水准,标志着自己的身份。

林秋语坦承,在中产群体内部,有时的确需要借助某些标签和符号来相互识别。很多时候,这种“标志”就存在于消费的商品之上。

2019年,29岁的林秋语进入第一份工作,为了融入社会。职位和奢侈品电商相关。面试那天,她穿了件职业化的白衬衫,背一款小众的dior包包,还精心搭配了一套法国珠宝品牌的首饰。得益于当天的着装打扮,面试官判断她“懂这个圈子”,于是,履历空白的林秋语成功获得了这份工作。工作5年,她换了几家公司,年薪涨到了50万。

林秋语能够感觉到,上司在招人时,明显更倾向于那些家境好、品位佳的候选人,而不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往往被视作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在上司看来,“(如果)他本人都穿得那么土,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品位?”出于工作需要,每逢一些跨国会议,或是参加某场大型的订货会,林秋语会在身上安放些便于识别的标签。有时是一块手表,有时是某个品牌的衣服:“在没有沟通之前,人家不认识你是谁,就是通过这些东西来识别你的。”

20岁出头时,林秋语曾在英国留学。在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花费了50至80万来购买奢侈品。直到近两年,林秋语开始出售闲置的奢侈品,她才开始祛魅。

林秋语发现,原本3万购入的包,只能以4千元的价格卖出。其中,有一只她花了13万买来的爱马仕,配货时宝贝得不行。结果到了交易市场,包的价格贬值到7万元。在二手市场,消费一样的商品,并不需要耗费和她原本等量的财物。

在出售闲置的过程中,她忽然从对购买奢侈品的生活方式中清醒。在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内,她看一面堆满了爱马仕的墙。那一刻,她突然觉得“(爱马仕)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孩子5岁时,林秋语为孩子举办的生日派对

浮沉

收入遭遇波动前,陈静和丈夫的收入每年都在稳定上升。

陈静所在的中医药公司,有着稳定的盈利渠道,疫情期间也没有受到影响,还涨了薪。她乐观地认为“穷了谁也穷不着我们”“主业肯定不会受影响”。至于副业,在她的设想中,哪怕广告数量减少,也可以想办法靠其他方式填补,比如做热门的知识付费,“就会觉得好像你只要动动你就能赚钱。”

陈静的母亲提醒她:“人不可能一直赚钱。”提醒她要省钱、攒钱。陈静嘴上应和,实际并不以为意。

如今回望起来,陈静感叹自己高估了未来形势的变化,也低估了许多事情的难度。她开始愈发觉得,自己应该听从母亲的劝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建立在一种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上,“明天会更好”的想象,鼓励着人们进行大胆地消费和投资。而中产家庭更是最敢运用杠杆,提前使用“未来的收入”的群体。

家庭资产管理师陈莹拥有10年金融经验,据她观察,近两年向她咨询资产配置的中产人士,在心态上普遍变得更加悲观和焦虑。他们普遍持有多套房产,且背有贷款。繁华时期曾用来撬动财富的杠杆,如今尽数成了压在中产家庭们身上的重担。

前几年,林秋语的丈夫热衷利用杠杆来追逐和投资种种项目。她见过那个野心勃勃的时代。身边一些朋友为了给手中的杠杆加码,不惜借来千万贷款投入股市,走了运的,一下就能挣出一套房来。

但随着形势变化,一些人从股市里赚来的钱,又全都赔了进去。林秋语的父辈和丈夫,从事的工作都与房地产相关。过去,依赖于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这个大家庭投资并拥有了10数套房产,光是在北京就有4、5套房产。这两年,林秋语预估资产至少缩水了30%以上。同时,接二连三的信托爆雷,也让她损失了上千万的资产。

虽然家庭经济实力不俗,林秋语仍嗅到不安全感的气息,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稳。”

现实的残酷浇熄了林秋语丈夫的欲望,没了交际和应酬,丈夫将重心更多地向家中倾斜。下了班就早早地回家。

除置办房产外,教育也曾是中产家庭集中消费的领域。

中产家庭的孩子们,从小便在父母制定的精英教育路径上亦步亦趋。单单就兴趣班而言,范围便涵盖围棋、书法、机器人、编程、英语、钢琴、美术、篮球、攀岩、潜水……类型甚广。

自从有了孩子后,刘奕敏发现自己被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包围了。2018年,大儿子1岁时,刘奕敏曾花2万元报过一个早教班。去了之后才发现,所谓的早教班,无非就是教孩子唱唱歌、玩游戏,还规定家长必须在现场陪同,既花了钱,也没有省下时间。而这些启蒙活动,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父母在家和孩子自主的互动来完成。

育儿过程中,她遇到很多看着就在“排队割中产韭菜”的育儿消费。这些课程巧妙地发明了各类名目,定价昂贵,样式新奇。

孩子到了学外语的阶段,刘奕敏曾被大数据推送过一些推广“英语自然拼读”教学课程的直播间。基于自己学习外语的经验,刘奕敏判断,所谓的自然拼读,更多只是一种营销噱头。她询问了一位语言教育学家,对方告诉她,自然拼读存在一定作用,但并不像宣传中说的那样,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帮助。

对精英式教育的投资,一方面来自于融入上流社会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阶级滑落的恐惧和担忧。种种消费主义所利用的,正是中产家庭这种“万一不花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的焦虑心理。

刘奕敏发现,周遭一些中产主妇在孩子教育的投资上,达到了夸张的地步,不惜消耗大量的家庭财富,也要让孩子上600元45分钟一节的钢琴课,又或是为孩子报名如高尔夫、马术这类的贵族运动。

随着谷爱凌的成功,体育被不少中产家庭视为进入常春藤等名校的新有效路径。通过支付高昂的学费,他们期许着为孩子换来另一条向上攀登的阶梯。可刘奕敏忍不住怀疑,通过教育来完成社会爬坡的路径是否能稳妥有效。

在她的观察中,在孩子教育上的投资,会随着政策改变、学历水平通胀让收益发生变化,而在收益产生之前,中产家庭的家长们,更容易陷入有关教育的消费陷阱中难以自拔。

中产家庭的主妇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守好所拥有的东西,就是当下最好的投资。

陈静停止续费了儿子大部分的兴趣班,目前,只给孩子留下了围棋、体能和游泳三门。她的丈夫觉得,这些兴趣班对儿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帮助。可陈静觉得还是有用的,比如培养了儿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可具体是怎样的作用,她也说不清楚。反而是她的丈夫决定,未来不会再给小儿子报这类兴趣班。

不过,维持着过往的惯性,二人仍然希望为孩子买一套好点的学区房。陈静计划着,等2岁的小儿子未来上了一年级,就尽快把学区房转卖给下一任家长。尽管知道存在学区房退热,转让困难的潜在风险,陈静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

在九十年代,陈静的父母也曾属于那个时代下的高收入人群,是周围人里最早购买28自行车的人家。直到她读初中时,原本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因种种原因被迫主动离岗。从此,这个原生小家的经济状况一路下滑。到了高中,母亲甚至要靠借钱才能凑齐陈静的学费。

是靠着教育这根藤蔓,陈静才重新抓住了向上的机会。惯性使然,她也觉得再拮据也应该尽可能保证孩子有好的学习资源。

又一次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陈静越发清晰地认知到中产概念的欺骗性。实际上,“(中产)只是赚了点小钱的无产而已。”

202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渴望脱离中产范围,蜕变成为有产人群中的一员,但苦于迟迟寻找不到转变之道。可没想到,“现在连中产都快要滑出去了。”陈静有些苦涩地感叹。

今年5月份,她决心转去公司内部的一个偏创业性质的团队。虽然这一选择让她至少损失了10万的年收入,但她相信“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她说,在原本的部门中,向上晋升的通道已经关闭,虽然工资高,却很难接触到行业上下游的资源。借着这个机会,陈静期望积累更多的行业资源和人脉关系,并通过观察和学习有产人群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来复制这些技能。

未来,她计划着在自己40岁以前,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创业,制造更多突围的可能性。

她坚信,要往高处爬,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1.柳宗元: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2.后不后悔这件事儿,并不是由选择的那一瞬间决定的,而是由选择之后的许多日子决定的。谁也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在某个瞬间做出绝对正确的选择。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冷静思考后,做出某个瞬间遵从内心的选择,并通过所有努力,把它变成最好的。不管怎样选择,都愿你对自己负责。

3.zhanbin:美好的事物消失。这种难受大概会用好几年慢慢释放。一个朋友说,“在国内活着首要原则就是不折腾”…但是怎样算是不折腾呢?创造一点美好算折腾吗?就是,静止的人生不值得啊,也很难啊。

4.@冷知君:这种门被叫做荷兰门,门的上下部分都可以独立打开,有效保持凉爽透气的同时,小孩和宠物也无法跑到屋外。

5.风口

6.@cooltechtipz:Know your window types!

7.成都安逸。

8.【连锁火锅客单价降至百元】海底捞客单价再次落入百元。蜀大侠、谭鸭血的客单价也降至百元内。主打高端的怂火锅从去年同期的150元滑到109元,已经比较便宜的凑凑火锅,客单价又低了11元。楠火锅人均消费降到80元以内。做高端的巴奴火锅通过会员权益的方式送菜,变相降价。

9.@xiaobai_0322:万能的AI,丰富了很多技能:如果是代码生成,就用“Claude”。如果是信息检索,就用“Felo”。如果是视频生成,就用“Runway”。如果是图表生成,就用“Eraser”。如果是论文搜索,就用“Consensus”。如果是思维导图,就用“Mapify”。

10.袋装薯片一般是原切薯片,形状大小不一。桶装薯片属于复合薯片,以马铃薯全粉、马铃薯淀粉和谷粉为主要原料,混合、压制后油炸而成;形状均匀,大小一致。从营养角度来看,袋装薯片含油量略高于桶装的,碳水化合物和含盐量低于桶装的。

我不想让他那么卷

我刚才在地瓜上又看见一个妈妈,说自己供儿子读国际学校,去美国留学,根本就不指望他赚钱,就是希望他不用那么卷,可以活得快乐一些。

这个妈妈晒自己是个世界五百强的中高管吧。

我看了以后,不禁叹息。我想起了以前读过的一段话:

Hard times create strong men. Strong men create good times. Good times create weak men. Weak men create hard times.

【艰难的岁月创造了坚强的人。坚强的人创造了繁荣的时期。繁荣的时期创造了懦弱的人。懦弱的人创造了艰难的岁月。】

大家都知道历史是个循环,大家也都知道“富不过三代”,大家还知道“玉不琢,不成器”,大家也都知道比起一生的艰难,少年时刻苦一些不算什么。

大家都知道儿子不成器破坏力很大,大家也都知道“慈母多败儿”,大家都知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家看过红楼梦,看过儒林外史,看过那么多兴衰。

大家都知道“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但是知易行难,读过那么多书,受过那么多训练的女高管,当她面对自己儿子的时候,所有的兴衰,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循环规律,她都忘了。

只剩下一句:“我不想让他那么卷”


@皇城根下刀笔吏:个人感觉,北京最近可能走了不少人。

我为了小朋友上学,搬了一趟家,把自己原先住的房子租了出去,又在别的地方租了房子。以前往外出租房屋非常容易,往中介那儿一挂,两三天看房的人便能几乎踏破门槛。然后选一个定金交的最快,看着最靠谱的租客,很快便能定下来。

但最近不行了。

由于原先租客到期,不再续租,我把房子再次挂了出去。但结果,挂了一个多月,基本没人看房。上次在疫情期间,也是如此。当时的租客到期,只能重新找租客,挂了很久都没人愿意租。

我本来还想着维持原先的租金,但是根本租不出去。

后来房租一降再降,陆陆续续降了好几百之后,才勉强租出去。

这次又来了。我吸取上次教训,在中介那儿挂出去的时候,便主动降了一点租金,但是挂了大约一个多月,没有租出去。估计还得降,不然租不出去。

为这事,我还专门跑去跟负责出租的那个中介人员聊。中介人员跟我说,北京大概走了可能有四五百万人。我问你这数据哪儿来的?他说他们结合一些公开的资料,以及中介内部的一些数据,自己研究的。

我不太确定准不准哈,这是他跟我说的。

我们单位楼下原先有两个吃饭的地方,类似商业性质的食堂,面向整栋写字楼的人,你花个 30 多块钱,可以在那儿吃一个工作餐。前段时间,其中一个吃饭的地方关门了。我正琢磨着为啥关门了呢,然后前天去另外一个地方吃饭时,那个老板跟我闲聊了几句,说也准备关门。

我说你干的好好的,为啥关门?

对方回答,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少,撑不住了。现在正在跟房东谈,希望房东降点租金。要是谈崩了,他就准备撤了。

我赶紧教了他一些谈判的技巧,心里想着可别谈崩,因为万一谈崩了,以后没地方吃饭了。

有次出门打车,看见网约车司机戴一副眼镜,文绉绉的。我说,你开网约车是兼职吗?他说,哪呀,失业了。以前是干 IT 的,一个月大约 2 万左右,最近公司内部不停的缩减成本,搞裁员,他最后便失业了。

开网约车是他最后的一点营生。

当然,他觉得开网约车实在太卷,又累,所以也不准备长干,只是过渡一段时间。等到四月份的时候,他便准备离开北京,到广州去寻找机会。好像说跟广州那边一家公司,已经谈好了一个工作机会,准备时间一到,便去广州。

由于我经常打车,时不时跟网约车司机聊天。

不止一次听司机说,以前是干某某小生意的,疫情期间破产了,现在干不了别的,只能开网约车。从我用户端的感受来说,可能因为开网约车的人变多了,所以用户端的价格降了一些。

昨晚打车回家,网约车司机一路猛踩加速。我说你别开这么快,不着急,安全第一。对方回答,说接你这一单,将近一小时,只挣六七块钱,撑不住。所以需要开快点,节约时间。

生活,都不太容易。

 

一个快递员之死

2024年7月21日,星期日,上午11时左右,远在南京做“特种兵”的夫人连续打我微信语音,没接通,又打我手机电话。

原来小区内某个快递员突发心梗去世了。

她嘱咐我们没事不要外出瞎晃,太热了。

我自然十分震惊。

但大致也能猜到是什么原因。

01这几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原本我午后1点钟左右就要到小区外边的河边走一圈,大概10分钟,锻炼自己的抗热能力,也让自己出点汗。

由于河边有一排树,阳光遮掉很多,一圈还是能走下来的。孰料,第一天走了就发现手臂裸露的地方发疼,有点晒伤的意思。

第二天,我特意穿了件防晒衣,在知了发炸的鸣叫声中继续我的午间散步。没走3分钟,半圈也没走完,感觉人被热浪环绕,阳光耀眼,心里发慌。

赶紧回家洗脸吹空调。大口喝水,冷饮虽然很馋,也不敢立即吃。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早晚时分,我总是碰到这个快递员和他的老婆在辛勤地卸货。

这个快递员,姑且名之为王六。

第一次遇到他们夫妻俩,是2022年“大决战”刚结束。那个时候小区来了很多陌生的快递员,有的忙完那一阵就回老家了,有的则留下来了。

他们的勤劳不必说,做事动脑子也值得肯定。他们是较早在小区门口把快递聚起来叫顾客来拿的。这么做的快递员其实也不少,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顾客还是十分尊重的。

他们搞了个遮阳篷,把快递遮起来;他们也接受顾客的要求送货上门;而且,他们能够体谅顾客的特殊需求。

王六去取货的时候,他老婆就守在遮阳篷那里,等待顾客来。晚上结束得也很晚。顾客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我这个人对于规则比较敏感。一直觉得快递就应该送货上门。有几次打电话给他们,王六也毫无怨言地送来了。不像有的快递员,啰嗦个没完,还要吵架,甚至动武。

有一次,一个快递丢失了,责任也不清楚。也就是说,根本搞不清楚究竟在哪个环节丢失了。王六主动上门和我说,意思是,快递多少钱,他赔给我,也不要投诉了。听得我十分不好意思。这事也不了了之。

一来二去就熟了。

一次带着儿子去散步,在小区门口正遇到他们夫妻俩吃晚饭,桌子上摆着一些水果。我儿子多看了几眼,王六便客气地招呼他吃。

我想,或许如此善良也是他在高温天发生不测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02后来小区群里热闹了一下,因为居然有人把快递驿站开到了小区里,并且就在小区小门那边。从此很多快递就直接放到快递驿站了。

讨论、争论自然很多,我们也能猜到大概的内容,比如扰民问题,比如是不是从此快递就不上门了,等等。但是,似乎很快,很多人便感受到了某种便捷。

由于不是放在快递柜,可以不去管超时的问题。由于就在小门那边,等于上下班顺便可以取快递。更重要的是,似乎快递员也不拒绝顾客要求送货上门。

等我第一次去快递驿站,才发现原来是王六夫妇承担了这个生意。他们在一楼租了两室的样子,月租四五千。既当快递驿站,又当住宿落脚点,一举两得。不得不承认夫妻俩还是很有做生意的脑子的。

驿站那里便更忙了。我去取货的时候,时常看见王六开着三轮车拉来满满一车车的包裹,卖力地卸货。他老婆则负责一日三餐,以及帮忙顾客取货。她手里拿着个机器,耐心地询问顾客取件码。如果没有取件码,手机尾号也行。

一次,我的一个快递到站,我正好要出去走一圈,实现我这个文字工作者每天的运动量。到了驿站,王六老婆说,货物有点大,王六准备傍晚给我清货上门。

货物正放在驿站门口。我知道那只是一箱水,虽然重,也能承受。便拒绝了他们的好意,抱起箱子慢慢走回家。

大件送货上门,或者一切快递送货上门,自然是规则,也有实际考虑。但是,如果是今夏这样的酷暑,缓一缓也是可以的。

不会拒绝顾客的要求,或许也是考虑到投诉之后的代价,在高温天依然持续辛勤劳作,无疑是造成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六夫妇估计是山东济宁人。我之所以知道,因为一次我人在外地,他打我电话告知去取快递,电话号码显示的是山东济宁。他们的孩子没带在身边。

当王六无数次地从三轮车上搬下快递的时候,他心里憧憬的是什么,我也没和他聊过,不可知。

或许换一个更大的快递驿站,加快吞吐量?

同时换一辆更大的货车,加大承载量?

也或许是雇佣一两个帮手,把生意做大?

但一切,都在2024年7月21日这一天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