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燕郊这三年

2021 年我在沙河租的厂房拆迁，经人介绍，把木工作坊搬到了燕郊。房东是原村主任。占了一片公家的地，盖的房。

机器发过去以后，房东说东西多，别丢了，要给我找个夜里看家的。我说不用，铁疙瘩不值钱，没人要。他说不行，必须得找。等我过去，七天，给了他一两千。安顿好以后，我请他们吃饭，表示感谢。

房东，介绍人，他们叫了几个别的人。餐馆老板是房东的朋友，吃完饭，450，房东非给他 500，我出来只能给了房东 500，也不能让他出钱。房子窗户没有防盗栏，房东建议加上，别丢东西，让我出钱。来人测量，报价 1900，房东说 2000 吧。我说不加了，不会丢东西，把他气得跺脚。机器和木材搬进去以后，我锁了一年的门，没进去。

第二年，我派一个小师傅去加工小东西。这时候房东出现了，说这样不行啊，检查队，城管啊，消防啊，安监啊，都得打点，一人 2000，一共几万块钱吧。我没给，这都交了两年房租了，进来的时候说好的是做家具的，能生产。后来我又加了个师傅进来。房东急了你怎么能加人啊？你加人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干了有三个月，房东说要两张床，我就给了他两个橡木床。快到过年了，他让我去大队部一趟，还是说得给钱，管事儿的都指着这个吃饭呢，协管员一个月 2000 块钱，不吃你怎么活啊。我说他们来了再说。他们还没来，不知道我在做家具，我不能自投罗网吧。我带了一箱酒给他。电费也不跟我按度算，要一次就是给 2000 块钱吧。春节后，大概是 6 月份吧，说要个写字台，左右是竖抽屉，中间是个台面，不喜欢浅色木材，要深色的。

师傅说他天天来，一进来就骂你，说不给钱，小乱污。我在北京干了四年，也经常遇到检查，让停工，都是公事公办。没遇到天天要钱的。电费一度一块五，也是按电表算钱，不是乱要我跟介绍人发牢骚，天天追着我要钱。介绍人说这是你们两个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左右各三个竖抽屉，这样的深色木材的写字台，价格得一两万。

天天纠缠，太烦了，我只好再搬家。快搬完的时候，书记骑个电动车来了，大发雷霆，你们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家具！以前有村主任，书记，两个人。后来是书记兼主任，一肩挑。老主任就成了原主任，没官了就非常不高兴，他们关系不好，在我这儿碰出火花了。

第一张工作照。

前几天有朋友问我，最近怎么没有发非虚构了。我回了一个‌‌“哎‌‌”，然后什么也没说。

其实我没说的，有很多。

我在一家杂志社做专题编辑，这份工作让我有稳定的收入，但是理想很难谈起。业余时间，我在做野生记者。所谓‌‌“野生‌‌”的意思是，我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媒体，只能供稿。虽然谢谢几位编辑老师，我的文章能够在一些媒体上发表，但可惜的是，我没有记者证。

以前在电影媒体工作，采访的都是演员、导演、编剧之类的电影工作者，很少人拒绝采访，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出示记者证。但当我开始做一些社会报道，一边是官，一边是民，记者证就变成了很必要的证件，你可以理解为‌‌“通行证‌‌”。

我没有这本‌‌“通行证‌‌”的原因是，只有进入官方认可的机构媒体工作，才有资格考取记者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要说我是个‌‌“假记者‌‌”，我也无从反驳。

今年七月我去农村采访环境污染。那个喊我过去的村民开了辆车，冒着暴雨接上我。在路上，他还接上了另一个有证的记者。那个前辈很有经验，路上聊着他过往跑突发新闻的刺激经历。雨停了，村民很热情地带我们去吃饭，席上聊了很多。饭吃完了，他突然拉着我问，你有证吗？他的语气很坚定，无从回避。好像如果没有证，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我只能拿出一张工作名片，上面写着英文，看起来像个外媒。但我必须向他解释，我要写的文章并不发表在那里，这张名片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方会投来狐疑的眼光，很勉强地对着我的名片和身份证，拍了一张照片。

这还不是最没有底气的，如果我走进机关单位，告诉他们我是一个野生记者，等待我的往往是被拒之门外的命运。再进一步想，如果因为我的调查动了一些人的蛋糕，他们以‌‌“假记者‌‌”为名逮捕我，向我约稿的机构媒体，也只能遗憾地告诉我，很抱歉，你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我们不能保你出来，所以不要冒险。我曾向一位媒体前辈请教，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怎么办，他教了我一套伪装自己的办法，我不打算写出来，因为听起来像spy。

当然有资格向机关单位发问的程序，远不止一本记者证。就算在我所在的杂志社，有正儿八经的理由需要采访机关单位，也只能邮件寄送采访函或者发传真。我寄过一次，整整两个月静静地等待石沉大海，从此我没有再试过。

铺垫到这里，我想大概你可以理解，从发上一篇文章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过去，为什么我手里的两篇文章难产了。当然也有我个人的原因，政治抑郁久了，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想看任何新闻，不想继续手里的事。一天天机器人似的上班下班，像《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的工人。难产文章的采访对象偶尔还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也会跟一跟，然后惭愧地避而不谈什么时候发稿。

做这份工作，我常常背负着道德负担，它有时拖累我。我遇到过很多次采访对象问我借钱，最开始几次我会倾囊相助，可是也遇到过手里没有余钱的时候，我很惭愧。一旦没有再借，惭愧也渐渐消失，此后的很多次，我即便有钱，也不想借了。也有的时候，我答应采访对象，一定会以朋友的身份再次拜访，却迟迟没有赴约。可我明明有时空闲，也宁愿做别的事。

我的朋友劝我，金钱和时间不是看实际情况，而是看你有没有去挪用，如果没有，那你就是没有那个金钱和时间，就别勉强了。我想她说的对，但这份惭愧依然会时不时地冒出来。我认为，我不是个道德多么高尚的记者。

道德负担也有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它会激励我。七月我写的文章《手持红码，流浪地球，被驱逐的俄罗斯华人》不幸被原来约好的媒体撤稿了，我加了数十家媒体老师的微信，心里想着一定要把文章发出去。‌‌“我不能辜负被采访对象的期望‌‌”，我对他们说。这样的情绪，采访的人越多，叠加得越多。

八月我去西宁做电影节的报道，那是我的兴趣，也是我工作的单位要求的本职工作。那时候我几乎到达了生理极限，连续八天每天采访看片，凌晨四五点才睡。在影院里，我错失了七个电话，等我再打过去，无人接听。后来我才知道，电话来自一位我曾经采访过的大爷，当时情况紧急，他的事急需马上前去报道，可我挪不开身，从此那个电话再也接不通。这件事让我后悔了很久，我不知道再来一次，我会做什么选择。如果我去了，真的可以帮到大爷吗？我不知道。

第二张工作照。

我们记者不是律师，不能解决民间的一切苦难，这是一个记者朋友对我说的话，我想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再看一遍那句话，律师其实也不能安抚所有苦难，有些事情是律师做不到，但是记者做得到的，或许。

二月我采访过一路奔逃到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女性难民（《逃亡的乌克兰女性，和帮助她们的罗马尼亚人》已删），听见过话筒那头传来的枪声（《在乌克兰，消失的动物声音》），很努力地争取他们对一个中国记者的信任。我吃下了一些国与国之间的不理解，但我很难消化，抛开这些人们对‌‌“记者‌‌”这个身份的不信任。对记者的警觉和误会是我常常遇到的困难，‌‌“替谁说话‌‌”，以及‌‌“说话有没有用‌‌”，成了我为自己争取采访机会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我很难忘记一位女性的眼神。她是一个至今未破案件的受害人家属。站在当年的命案现场，我与她面对面交谈，我对她表达了打扰的歉意，也自认为很真诚坦率地告诉她前来的目的。但当她问我，你一个没听过的媒体记者，能有什么用的时候。我愣了几秒钟，然后我举了唐山打人事件的例子，我问她还记得发视频的号叫什么吗？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那次事件，它被讨论了很久，有人因此受到惩罚。她的眼睛里出现短暂的光亮，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你就当没见过我，她说。

她不相信，我失败了。

离开她的时候，我安慰自己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已经付出了所有努力。但也许我还不够努力。我应该告诉她，去年我写的一篇戒毒的文章《禁毒老师和他的学生，一场毕生的赎罪》因为毫无悬念的原因被撤稿之后，我发到了只有2000余粉丝的个人公众号。却恰好被人民日报的记者看见，她向我询问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禁毒老师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讲述。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了一次，我们应该至少尝试一下。

我也应该告诉她，虽然我是个籍籍无名的野生记者，但也有幸写过几篇十万加的文章，只要找到时代的共鸣，它或许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虽然也不免遇到被删稿的命运。

但我又有什么底气呢？那篇至今难产的文章一直在挫败我。在我三个月前加入的求助群里，群友不时丢来某某大媒体发布的连接，欢呼一阵过后，又开始抱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周而复始，失望和希望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退群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有什么脸去和大家讲，这次相信我吧，一定有用。

我从不否认，对媒体环境失望透顶。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这行很难做，我还一直在做下去的原因。我对采访对象说的那些关于‌‌“有用‌‌”的话从来不假，如果没有那样的信念，我又怎么去说服别人呢？

只不过，我把‌‌“一定‌‌”改成了‌‌“或许‌‌”。我有很多个‌‌“或许‌‌”需要去相信。或许，什么都没有用，但我们给予采访对象哪怕是一点点的安慰和聆听也是有意义的。或许，我们不可以飞速推动，但可以缓慢前进，哪怕一时倒退。或许，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

调反唱唱

一个不自由的野生记者

告诉我你的故事，可联系dai348515269

因为‌‌“二月二龙抬头‌‌”的传统习俗，最近几天，理发店迎来了开年后的首个消费小高峰。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理发突然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消费。

以前5块、10块就能剪头发，现在简单的一套洗剪吹，被分成了单独的3个项目。光是剪发就能分成普剪、精剪、设计师套餐、总监套餐、店长套餐等不同等级，甚至修个刘海都要30块钱，更不用提动辄上千的烫染。

面对被动升级的理发价格，偏爱性价比的年轻人把注意力转向了路边不起眼的老式理发店。这里没有宽敞舒适的等候区，没有过于复杂的烫发、染发套餐，也不会有人推销会员卡，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剪刀和吹风机。

也正是因为便宜，路边理发店的服务水平偶尔也不能完全保证让年轻人满意。于是，一部分不想被理发店拿捏的年轻人，又决定自己购买理发、烫染工具，带着‌‌“看过就是学过‌‌”的自信，跟着网上的教程当上了自己的理发师。

在寻找理发平替这件事情上，年轻人越来越认真了。

理发套路反向催红老式理发店

相较于过去，现在的理发店无论在数量、装修水平还是价格上，都做到了全面升级。即使在其他一线城市，也很难找到客单价30元以下的门店，就连非市中心地段的理发店，也大多在这个价格之上。

根据新京报的一项调查，随机抓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近千家理发店，从中随便一家店做头发最便宜的是21元，最贵超过千元，各个城市理发店消费的平均价格在200-600元不等。

记者也在美团随机打开了一家上海的理发店后发现，仅是简单的洗剪吹套餐就有4种，价格也是成倍翻，最低的裁剪造型要60元，最高级别的价格达到253元，烫染套餐最低289元，最高的是VIP专项套餐，价格接近5000元。而在另一家店，不含洗吹的剪刘海套餐都要33元。

对于理发店的高收费，不少年轻人都曾花过‌‌“冤枉钱‌‌”。在上海工作的小鹤向记者分享了自己在理发店踩坑的经历。‌‌“前段时间和同事一起去烫头发，因为我们会员卡里有1000元，在介绍烫发套餐的时候我们算了一下，两个人加一起不到500元，等到结账的时候店员跟我们说刘海和头发是分开算，一共要1400元，最后跟我们说要么充2000元将卡升级，要么用这张卡组合消费，再补400元给他们，卡就直接回收作废了。‌‌”

无独有偶，在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的相关话题下，也有不少年轻人分享了自己‌‌“被套路消费‌‌”的血泪史。另外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更常见的是消费者投诉套路办卡、拒不退款以及虚假折扣诱导续费的问题。例如商家宣传充值3000元打6折，但当卡里余额剩500元时，店员会要求再充值3000元才能继续享受折后的理发价格。

根据网友们的总结：那些看上去比较高档的理发店，通常都会向顾客积极推荐办卡优惠，一般会借口顾客的发质毛躁需要长期护理，即便被拒绝之后还会坚持几轮安利轰炸，耳根子软的人很容易消费几千元办一张VIP卡。而在成为会员之后，下次消费时，店员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推销让顾客继续充值升级会员，但说不准这家店会不会那一天突然就关门跑路。

在理发价格越来越高，套路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些不想成为冤大头的年轻人将目光转向了更有性价比的街边老式理发店。面对年轻消费者的回流，这类理发店也凭借价格亲民和以量取胜从而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小鹤说：‌‌“我现在只去固定的路边理发店做头发，十多平米的样子，听老板说月房租差不多4000元，一个月下来可以做到不亏钱。店里只有两个位置，很多时候都是老年人来这里剪头发，价格也不贵，简单的洗剪吹大概20元，染发是160元，烫发200元左右，老板也不会让你办卡。这种氛围对不会拒绝的人来说真的很友好。‌‌”

也有一部分年轻人的心理是：头发经不起折腾了，小理发店随便剪剪就好。但正所谓‌‌“贵的理发师让你肉疼，便宜的理发师让你心疼‌‌”，在路边小店做完头发之后，很有可能收获一个水平不高的盲盒发型。‌‌“这种小店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烫染，再复杂一些会有可能把头发烫坏掉，这也是我的经历。‌‌”小鹤吐槽道。

理发需求不减，门店能否平替？

街边的老式理发店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为什么其他理发店收费这么高？高消费的背后，理发店又真的赚钱吗？这一连串的问题背后，其实是经营方式的差异。

通常来说，老式理发店的店面不大，人员配置比较简单，人工支出更低，因此大部分老旧理发店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相比之下，高档理发店通常位于商业中心或者租金较贵的地段，不仅店面装修豪华、设备齐全，团队也更专业，他们的经营模式更加灵活和多元化，涉及美发、护理、SPA等多方面服务，因此，工资、产品和房租都占据不小的成本。

根据新京报的数据，在一家美发企业的成本构成中，租金和美发师工资的成本占比分别为36%和30%。当水电房租和人力成本越来越贵，最简单的解决方案还是多收钱，并且是通过服务差异化，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价格更高的服务。

例如常见的理发套餐，往往会有助理、首席、总监到店长的不同价格，但服务的好坏究竟是技术实力的差距还是人为主观因素导致的，恐怕很难说清楚。而人力资源的超额配置，本身又给理发店带来了更多的人力成本。

在温州工作的理发师小孟向记者介绍道：‌‌“我们这边是综合店（美发美容一体），成本方面房租是大头，一年的房租差不多要40万，除此之外最大的支出是理发师的工资，理发师也分首席、总监、督导，店内所有的工作人员大概30人左右，包括理发师、美容师、助理、收银、接待等，一个月光发工资就得20几万，如果当月成功推销会员卡的话，还会算上20%-30%的提成，不同级别理发师的基础工资和提成也有区别。‌‌”

同一家店，同样的理发需求，可能换一个理发师来服务就是不同的收费标准。例如首席洗剪吹定价100元，那么总监洗剪吹可能需要150元，督导负责的话可能要250元。甚至还有网友表示，一段时间没来剪头发，平时固用的理发师却涨价了，一了解才知道是咖位变高了。因此理发师们的资质升级，可以说是理发界的涨价原因之一了。

培训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培训的话我们会店内组织自主学习（比如去上海、北京一些名气比较好的学习机构），这一类培训会便宜一些，正常的学费在2500左右。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除了一些基本的商业裁剪、烫染发设计等实战篇，也会学习一些思维逻辑，例如如何了解顾客需求，如何掌握高复购底层逻辑等。除了公司组织的培训，如果想要晋升快一些，也需要自费报名培训班。‌‌”小孟对此透露道。

记者在美团、小红书等平台观察到，个人自费报名的理发培训班一般收费会更贵一些，少则四五千，多则上万。小孟也向记者分享他曾自费报过8000元的课，加起来差不多40个课时，课程包括职业素养、理发技能、设计理念、审美培训、经营流程等方面。

小孟表示：‌‌“一个理发师不参加培训，晋升就会很慢，可能几年不会有什么变化，这就像玩游戏一样，非氪即肝，但其实只要技术过硬，培训时期花的钱后续都会通过顾客身上回本。‌‌”

在记者问到店内产品的成本是否占比很大时，小孟透露道：‌‌“价值几百的烫染工具和淘宝上几十元的区别不是特别大，染完后顺滑度和效果主要还是看理发师技术。‌‌”

自己烫染发，有手就会？

高档理发店的价格‌‌“剪不起‌‌”，老式理发店的水平‌‌“不稳定‌‌”，一些执行力强的年轻人转而自己动手，从网上购买染发剂、烫发卷杠、剪发套具，自行设计发型。不过就像动手能力有高低一样，在自己理发这件事情上也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

对于男生来说，电推子是最便捷省钱的理发工具，淘宝上的价格多在100元上下，假如一个男生一个月要理两次发，按照一线城市一次50元的价格，一年下来理发也要花费1000元以上。

对比之下，大部分女生如果要自己动手剪发、烫染发，需要的工具会复杂一些，以剪发为例，要想不翻车就不能随便买一把剪刀，需要一把平剪，一把牙剪，一把细齿梳，虽然工具变得专业了，但操作起来并不难，稍微练习几次就能把刘海和发尾修得很好，也不用担心剪坏，一年下来可以省好几百块钱。

如果是染发，就需要再多准备几样工具。但如今的染发剂产品已经相当便捷了，市面上销量比较好的泡泡染发剂，操作起来就像是洗头发一样。

‌‌“自己染发也不是很复杂，把染发剂的泡沫涂抹在发尾和发中就行，不过也有不熟练的人会翻车，比如发根的染色没有留时间差，导致头顶颜色过曝，或是染色不均匀等问题。其中容错率最低的部分在于视觉盲区的后脑勺，染发效果如何全凭自己的操作水平。‌‌”95后设计师小容这样说道。

为了保证每一根发丝都能上色，小容通常会准备好几块镜子，甚至专门有一个手机在身后视频，以此确保后脑勺的头发能均匀上色。

‌‌“如果有另一个人帮你染是最省事的，全程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头发颜色可以保持一两个月，只要不是特别浅的颜色，随时都能进行下一次染发。两盒染发剂不到200块，对比理发店来说相当实惠。‌‌”小容表示道。

如果说剪发和染发是入门，那烫发可以说是进阶操作，更难独立完成。并且烫发的工具也更复杂，除了披肩、皮筋、手套和梳子这一类基础工具，还会用到不同类型的卷发杠、烫发药水、定位器和烫发纸等用品。

小容也分享了自己的烫发心得：‌‌“首先烫头发之前要明确自己的发质和想要的发型，而且一定要单独买药水。在烫发时，如果是一个人烫发，要选择一个方便的角度，开始上卷时要梳直拉直，每卷一下就要把后面梳直通顺再卷。‌‌”由此可见，自己烫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并不妨碍年轻人纷纷跃跃欲试。

如同‌‌“求助‌‌”街边老式理发店所面临的未知风险，年轻人另辟蹊径尝试DIY发型虽然是一种省钱方法，但是在尝新的过程中，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时候：剪发失败最后还要找Tony老师修剪；染色不均到理发店重新处理；烫发时间把控不及时导致发质受损……

然而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年轻人依然选择拥抱性价比消费的行为，既表现出他们对理性消费观念的践行，也反映出理发行业正在与当下的新一代消费者脱节。那些走进街边老式理发店的年轻人，或许本不是为了低成本理发，只是在遭遇了太多的消费套路之后，猛然觉醒试图捍卫自己的理发自由。

至于Tony们，恐怕也是时候考虑‌‌“改头换面‌‌”了。

但是，白酒股的未来，

不是取决于你现在送白酒给长辈；

而是取决于等你老了，你希望儿女也送你白酒吗？

你收到白酒礼物会开心么，你真的会喝么？

以上，决定了白酒的未来。

…

很多人，‌‌“不自不觉‌‌”喝上了白酒，也觉得不坏。

但这是你发自内心，真心想喝；

还是因为，

掌握资源和订单的人，他们喜欢喝，

你为了生计，不得不作陪，从而换取资源，

从假装自己喜欢喝，逐渐变成‌‌“认为‌‌”自己喜欢喝？

说到底，不过是被权力规劝的一批人，放弃自己的内心、接受了掌握资源的那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

就像金融圈，

曾经非常流行德州扑克，是为了迎合美元金主；

现在流行掼蛋，是因为新金主喜欢。

德州扑克，一夜之间就被这样被主流抛弃了。

50607080 后，真心喜欢喝白酒，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没喝过好东西，只有白酒。

90 后00 后，从小有各种东西可以喝，能有多少人喜欢喝白酒？

我不是说白酒会消失，千万不要二极管。

但白酒作为一种话语权的存在，是跟50607080 后深度捆绑的。

等他们都入土，白酒的边缘化是必然的。

考虑到：

白酒最常见的场景是商务局，

以及、

60 后已经开始陆续退休。

再过10-20 年，等70 后80 后也陆续退休以后，

掌权的90 后和00 后，有多少人喜欢喝白酒，真正享受讨好者、饭局里打圈和拼酒的？

你掌权、又喜欢喝酒，别人才搞个酒局讨好你。

你若是不喜欢，白酒就像当年德州扑克一样，可以瞬间淘汰掉。

别以为这个过程还得很久，

也就10 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开始启动。

@寝取的史官：之前就看过一些说法，说白酒喝的人少国际上也吃不开是因为中国航母还不够多。

往嘴里吃的东西都很现实，好吃就是好吃，一种食物能在全世界风靡只有靠好吃这一条路。啤酒这种苦味马尿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一种东西本地人觉得特别好吃但只有本地才有，传播不到外地去，那说明只有本地人才觉得好吃。

如果船坚炮利就能推广本国食品，那大英帝国横行世界的时候应该全球风靡炸鱼薯条。

@祝佳音：白酒在中国的流行史基本上是从建国时才开始的。兴起的原因一是抗战物资紧缺（酿黄酒的大麦用于食用，酿白酒的高粱受影响较小），二是红军长征。之后在全国的流行和军队干部转业关系亦极大。而在此之前中国所谓‌‌“酒文化‌‌”（也就是你听到的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里所指的大部分是黄酒或米酒。

@何夕：中国几千年的酒文化，直到民国一直都是喝黄酒。白酒在中国的历史、也就100 多年，跟所谓的酒文化，基本没什么关系。白酒就像北京豆汁儿，部分人觉得好喝&离不开这口，很正常；但从大众口味来说，难喝就是难喝……如果是好东西，为啥猜拳输的人喝？不就是对输家的惩罚么

@果仁菠萝切糕：确实是，而且以浓头酱尾为代表的白酒基本都是长征时期在云贵边界，军政干部与当地土著民族交流后流行全国的产物…而在同期北方，白酒也多以低度高粱蒸馏酒为主，集中在山东

@托福苏巍老师：蒸馏酒虽然在宋代绘画中疑似出现，但普遍认为蒸馏技术是在元代大量出现在中原地区。白酒代替黄酒作为餐桌主流怕是要建国甚至最晚到改开都是可能的。至于口感，那是喜欢的真喜欢，不喜欢的一闻味儿都受不了

@内含价值：白酒历史说一句实话，以前不是主流

@五和琴狸：有个重要的原因是白酒‌‌“文化‌‌”更适合东亚服从式社会。白酒文化本质就是用‌‌“给不给面子‌‌”来pua 你，或者强服从性测试。这一套在现代的欧美不可能流行开。

@吴亚为：以前烟，茶，酒之所以流行。一部分原因在于娱乐太匮乏，都无聊到会忍受前期体验不好的东西。特别是手机可以随时随地的娱乐，只要不能带来马上的好体验大多都会放弃尝试。谁也没想过手机还会影响烟酒茶这些行业，等老一辈成瘾的走了，烟茶酒行业也就没落了。

国内某租房平台房源价格截图

现居的出租屋面积大概50平米，没有电梯，整体租金每月近9000元。她住在约10平米的次卧，承担租金3000余元。除去生活开销，一年算下来，光房租和2.2万元的学费，最少就得花费近6万元。对于一个‌‌“脱产‌‌”的全日制研究生来说，这无疑是笔巨款。

开销不止这些。出于卫生考虑，舒新扔掉了自己房间里的大多数物品，额外置办了床架、床垫、桌椅、窗帘等新家具。

她还得考虑‌‌“通勤‌‌”。从住所出发去学校，坐地铁不方便，走路又得大约30分钟，打车又过于奢侈。为了节省通勤时间，她购入了一辆电瓶车，将上学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

一边求学，一边打工

学校不分配宿舍，意味着读研成本陡升，尤其是在超大型城市。

按照家庭经济状况，读研的开销并不需要舒新过分地节衣缩食。但她无法以学业为由洒脱‌‌“罢工‌‌”。入学后，她报名了学校的学生助理，每个月稳定有1000元收入。她也曾找过兼职，包括考研辅导、英语口语培训之类。但她能投入兼职的时间并不多。

第一个学期，她一周7天都有课。考虑到自己是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跨到法学，她又不得不投入更多课外时间在学业上。

这个学期课少了，课业量却有所增加。她计算过，除去上课，一周投入学习的时间在20小时以上。兼职的时间自然被削减了。

舒新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兼职了。现在，她靠着过年收到的压岁钱、兼职的存款及每个月的学生助理收入补贴生活，但房租还是得依靠母亲帮助。

另一边，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樟则将大部分课余时间用以变现。择校前，她就知道自己没法住学校宿舍，这没有动摇她读研的想法。2022年，她顺利入读北师大的教育专业。

她租住在类似酒店标间的单间里。一个月租金4000元，她和室友各承担2000元。实际上，读研成本并不足以成为家庭的负担，但每个月的租金仍让她‌‌“肉疼‌‌”。

租房的压力由此化为赚钱的动力，张樟开始兼职家教、考研辅导。学校的课并不总是连续，偶尔不同的两门课会间隔两三小时。在那不长不短的时间里，回一趟家划不来，她就会给自己安排线上辅导，增加收入。

她习惯了让自己忙碌。即使是后来课少了，她也会用辅导班填补自己的课余时间。若遇到完全没课的一天，她会给自己安排6小时的课程。

时间久了，找她辅导的学生越来越多。到现在，她已基本实现自给自足。据她所知，身边也有不少全日制专硕在学业之余找了份工。

但不可否认，部分人会被现实逼退。张樟曾遇到过这样的学生。他们前来咨询报考内容，起初一切顺利，但在听说北师大不提供宿舍后，坦言负担不起，只能另外择校。

王雪娜也差点因住宿费而被拦在复旦大学的门外。

2019年起，复旦大学就不再向专硕研究生提供宿舍。中文专业的王雪娜，是复旦大学不提供宿舍的第一批专硕研究生。

在当年的复试现场，她收到一纸‌‌“告知书‌‌”，得知学校不为专硕提供宿舍。‌‌“在复试的时候给看这个，也不可能当场反对走人。‌‌”她只能沉默着签了名。

网传复旦大学不安排专业学位硕士生在校内住宿的公告/图源：@考研小博主

那时，王雪娜还拿到了南京大学的offer。因为住宿费问题，母亲一度劝说她放弃复旦。她考虑了好几天，所学专业在复旦的排名和名气更胜一筹，她割舍不掉。

后来，她索性跟母亲说已经拒绝了南大，‌‌“告诉她没有选择了‌‌”。就这样，王雪娜‌‌“强行‌‌”入读了理想学校。

她调侃自己惨遭‌‌“读研返贫‌‌”。为缓解经济压力，她当学校助管，实习写稿，争取奖学金。她说，读研那几年一直陷入‌‌“金钱短缺的心态‌‌”。

宿舍紧缺，为何拿专硕开刀？她曾对此感到疑惑，‌‌“本来专硕学费就贵。‌‌”她猜测是专硕的定位本身更贴近‌‌“社会‌‌”，‌‌“不是主要做研究的，很多（专业）上学时间也比学硕短‌‌”。

‌‌“赶鸭子上架‌‌”

实际上，有时候住不进学校宿舍的还有学硕。

去年，陈娅成功考上中国医科大学，成为医学专业的学硕生。她曾听说部分学校不为专硕提供宿舍，未曾想过这项规定也会落到自己身上。

在陈娅眼里，宿舍没得很突然。开学前两个月，班级群发布了一则‌‌“宿舍申请‌‌”通知，让有需要住宿的新生扫码填问卷，并表示学校将按需分配宿舍。

她没有犹豫，点开问卷填写。但这哪是什么‌‌“申请‌‌”，分明更像是‌‌“抢‌‌”，‌‌“几乎30秒，就显示问卷提交人数已满‌‌”。她才意识到，学校床位紧缺，要想住宿就得拼手速。

陈娅自称没抢到宿舍的‌‌“倒霉蛋子‌‌”。她还听说，有的硕士新生从头到尾没有收到过宿舍申请通知。这部分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决定好了。

宿舍床位紧缺，很难与这些年高校的扩招断开联系。近几年，大学扩建势头猛烈，但始终赶不上扩招速度。

为解决研究生住宿问题，一些学校将更多人塞进一间宿舍里，四人间改六人间，六人间改八人间……‌‌“书桌连一片，隐私就一点‌‌”。部分学生因此主动退宿。

更多学生被迫‌‌“流浪‌‌”。有的学校采用‌‌“申请制‌‌”‌‌“抽签‌‌”等方式分配床位，无缘者自行解决住宿问题。还有的学校联合社会力量向学生提供更廉价的公寓。例如复旦大学，为学生提供了距离学校6公里外的公寓可供自愿选择。

王雪娜也曾在那所校外公寓住过一个学期。那时还不需要‌‌“靠天住宿‌‌”，申请即可入住，但‌‌“收费很贵‌‌”。

她住的是三人间，彼时一个月每人1600元基础床位费，此外还需支付电费、热水、洗衣机等费用，并不比租房划算。因此，她后来选择和室友在校外租房，四个人住两室一厅，人均租金1250元。

如今，校外公寓的住宿费一年也只需1600元。若没抽中或放弃资格，学校也会提供每月800元的交通补贴。但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通勤问题。

刚上岸那会儿，陈娅最担心的就是上课的问题。按照专业科室要求，她在研一阶段就有临床任务，刚上课三四个月，就得去医院实践。学校距离市区的医院20多公里，来回得花上2个小时。

后来，学校提供线上课程，她便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单间。一整个学期，她都在家上网课。课程结束后，她‌‌“折腾了两三趟回学校考试‌‌”，来回一次的打车费接近150元。

陈娅在意每一笔开销。为了换取更低的房租，她在租房时一签就签了三年，比只签一年的房租每月便宜100元。

她的租房预算是900元-1300元/月，如今优惠后的房租是1400元/月。但住起来也没能让她顺心。‌‌“（房子）面积特别特别小，很老很破，几乎没几个电器是好使的。‌‌”有时独自待在出租屋里，她会莫名发慌。

最难熬的是冬天的夜晚。躺在床上，寒风不断从关闭的窗户缝隙灌进屋内，冰凉刺骨。她只能用厚被褥蒙住脑袋睡，不透一丝光。而这样的日子，可能还要持续两年。

她不打算再搬家。据她了解，附近的房子租金普遍在1700元/月，再难找这样价位的出租屋。但这笔租金始终让‌‌“脱产‌‌”读研的她被愧疚裹挟，‌‌“二十四五岁的年纪，负担不起房租，还需要啃老，说实话心理负担挺重的‌‌”。

医院的临床任务让她精疲力尽，再难抽身做其他兼职。她记得学校曾表示补贴几百元，只是‌‌“现在还没有见到过这个钱‌‌”。不过，和租金相比，这笔钱也只是杯水车薪。

在陈娅看来，像她这样的学生似是被‌‌“赶鸭子上架‌‌”。还没充分做好准备，就被推着一脚踏进社会。

‌‌“走一步看一步‌‌”

外宿的学生，有时会将自己视为学校的外来者。没有归属感是他们共同的感受。

临近毕业，张樟还未完全熟悉学校的构造。曾有一次，她参加了学校研究生会的活动，要到校内某栋楼集合，开着导航，兜兜转转半天才找到，‌‌“就像不是自己的学校‌‌”。

读研后，张樟结交的朋友并不多。为拓展社交圈，她加入研究生会，但也就是列表里多了十来个好友。

大家都不在学校，忙碌着各自的生活，见面的时间并不好约。现在，她和室友租住在一套两居室，她有了一间8平米的小房间。俩人一天碰不上几次面，有时碰上了就聊上几句。

偶尔也会滋生孤独感。但更多时候，她习惯了独处，去做些‌‌“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如去剧院看音乐剧。她同样享受这样的生活。

舒新和她的合租室友是类似的相处模式。她将其概括为‌‌“相敬如宾‌‌”，和平共处，偶尔能共享部分食物。

在北大读研，像是体验了一把‌‌“北漂‌‌”的感觉。在校外租房，饿了点外卖，和上班族一样骑电瓶车去上学，汇成舒新独在异乡的生活。

开学第一个学期，她就病倒了两次。一个人去校医院开了点药后在家躺了好几天。每天都头疼发热，只能叫外卖。房间里外卖垃圾越积越多，受不了了就拜托室友帮忙扔掉。

单凭一张印着自身面孔的校园卡，并没法拉近舒新和学校的距离。

学住分离总归带来不便。没课的时间她一般会减少路上的奔波，只待在出租屋里。尤其是冬天的北京，每次骑上电瓶车，她都得鼓足勇气。但她认为，归属感弱并不完全归咎于校外住宿，而是取决于研究生的身份等各类因素。

王雪娜有相同的看法。甚至回看那段时光，她时而会好心态地认为，当时的‌‌“社会化‌‌”住宿经历为她提前积累了生活经验。读研时，她曾在出租屋内遇过电线老化、燃气灶故障、下水道堵塞等问题。当时的恼怒和无措，均换作现在的得心应手。

越来越多研究生逐渐接受‌‌“学校不提供宿舍‌‌”的现实。本科阶段，舒新获得了短期的交换机会，在英国‌‌“漂‌‌”了一个学期。她知道，在许多地方，学校宿舍本就不是研究生的必需品。

不过，支付大笔租金宅家学习的日子里，舒新偶尔会冒出后悔的想法。她会假设，若当初没选择提升学历，直接投入就业市场，说不定已经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

最近，仍在读研一的她了解到，近年法学专业的应届生找工作并不顺利。找到工作的那批人，薪资也跟她之前预想的差异较大。她焦虑未来。花着大笔钱读研，未来能找到什么工作，薪资如何，却都无法保证。

若没有读研，舒新可能会考虑从事英语教培工作。但如果说，现在真有一份高收入英语培训岗放在面前，她想，她还是不会接受。

她渴望找寻工作的意义，而不是永远漂荡在不同的考试题目中。‌‌“但我其实心里是知道的，做律师也没有什么价值感，最后也都是一样的。‌‌”

她安慰自己，至少正朝着更希望的方向前进。‌‌“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她说，现在有更近的事情需要焦虑。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