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先来谈一下‌‌“直播‌‌”在中国崛起的背景。

虽然短视频、直播等内容形式，早几年就已开始火了，但到了2023年，才真正走向‌‌“全民直播‌‌”‌‌“全民视频‌‌”。直播的门槛降到极低，几乎所有人、不分学历资质，都能参与直播，而‌‌“直播能爆富‌‌”的个别例子，鼓励了太多中国人，投身于直播这个行业。

《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截至2022年，全国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5亿个，网络直播行业整体市场营收近2000亿元。

还有一个数据：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26亿人。

可以想见，2023年，这个数字还会再度飙升。极为庞大的用户，衍生出了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相信很多人都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夜晚，某个城市的大桥底下，街市一角，全都是直播的博主——蹲的，站的，坐的，男男女女，美美丑丑，唱唱跳跳，说话逗笑，他们的眼里都只有眼前三脚架上的手机里的观众，旁边是人山人海都根本不在乎。

而且，现在如果有人想赚钱却不好找工作时，基本上，都会收到‌‌“你去搞个直播啊‌‌”的建议，不管这个人是年轻小姑娘，还是贫困山区老翁。

我在传统媒体工作多年，也是自媒体时代的数百万粉丝的大V；现在主要在做视频项目，深谙传播法则。但当下的这种大规模泛滥的直播，与过去的媒体、自媒体传播有着本质的区别：如今的直播，不仅反文化、反精英，而且，为了有高流量，为了能有最广泛的受众，低俗营销、擦边、涉黄、扮丑、卖惨、炫富……

总之，越低俗，越吸引眼球，就越有可能爆火。

无论我们理不理解，这种向下兼容、无限媚俗的直播时代到来了。

一个接一个的热门人物被推上前台。从小杨哥、‌‌“挖呀挖呀挖‌‌”的黄老师，到‌‌“一笑倾城‌‌”和‌‌“秀才‌‌”，再到最近的‌‌“闻会军‌‌”的爆红，他们是轻而易举赚得盆满钵满的案例。一次直播就有数百万、甚至以千万计的进账，让大家一下子被财富的气味呛到了，都前仆后继地往前冲。

怎么说呢，直播的门槛非常低，偶然性极强。爆火，与能力、学历、甚至外貌，关系都不大；资本或资源，有点用，但‌‌“大红靠命‌‌”，观众是否买账，也只能仰头望天了。

但是，那些没有红起来的绝大多数直播播主呢？只能是一片尸山血海了。既然播主也是普通人，凭什么其他人要花钱消费呢？而热衷于观看直播的，又是些什么人的呢？

介绍完背景，不妨就来看一下躬身参与‌‌“直播‌‌”的王怡霖，告诉我们的答案。

02

虽说直播行业如此之普及，但在很多不感兴趣的人当中，依然存在着刻板印象。比如说：

以为主播都是年轻美女，靠美色和擦边来吸引‌‌“大哥‌‌”打赏；

以为主播都光鲜靓丽，下了播以后打扮得漂漂亮亮、嗲里嗲气地喝下午茶、买买买；

以为主播很可能会跟‌‌“榜一大哥‌‌”做某种特殊交易。

进而，这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做直播这一行的女子都不是什么好人。

这些当然是错误的。不排除有个别现象，但直播这个行业很大；个别怎么能替代整体呢？

王怡霖在2019年考入香港大学读社会学博士，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3年的田野调查。

在这篇《秀场直播里的女主播与她们的‌‌“绝望劳动‌‌”》的文章里，王怡霖描述了真正的女主播，她们的生活是这样的——

1.作息时间：白天睡觉，晚上通宵直播；只有外卖陪伴她们；有些主播长达两三年连小区门都没出去过。

2.颜值：对女生颜值没有要求，只需要化妆。甚至都不需要化妆，只要经过培训学会开滤镜，镜头前都是美女。

3.女主播来源：工作会吸引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主要是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还有的早早辍学了。她们很多是来自贫困县。

4.收入低微：24岁的小雨，通宵直播，收入被平台和公会抽成，播一晚上挣五十，还不够付电费和饭钱；也不够买脸上这些化妆品的。

5.直播的普通女性：有刚生完孩子的单亲妈妈，前夫失业、老人重病，穿着不到50元的衣服，遮住杂乱的房间；也有两个孩子、还上了失信人名单的单亲妈妈，直播时滤镜开很大，怕被孩子老师认出来；还有还在月子里的女性，坚持直播。女性参加直播的很多，因为这是她们唯一能找到既带孩子、又能上班的工作了。

而工作的内容，总结一下，那就是‌‌“讨好‌‌”‌‌“百般讨好‌‌”。

工作人员教我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法则。比如‌‌“五敢‌‌”：‌‌“敢唱‌‌”、‌‌“敢喊‌‌”、‌‌“敢调情‌‌”、‌‌“敢自黑‌‌”和‌‌“敢连‌‌”（连麦）。‍

主播们还被要求必须连麦、PK，才会有人来看来打赏。PK输掉的人，就要被惩罚，惩罚有可能是羞辱、折磨，也有可能是某种下流的暗示动作。

文章写道：‌‌“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

女主播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她们既感到羞辱，同时也有很强的压力，不管PK输赢，关键是要有人打赏；另一方面，当女主播看到‌‌“大哥‌‌”为自己花几万几千刷出来的‌‌“礼品‌‌”时，也会虚荣心爆棚。

问题是，‌‌“大哥‌‌”们虽然会在某段时间专注于打赏某位女主播，但他的喜好会很快地改变，转投别的女主播门下；有些‌‌“大哥‌‌”送的大奖，是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里赢来的。

谁也不忍心告诉她们，这些女主播们走红、赚大钱的几率无限小，接近于零。她们能赚出一份普通白领的工资已算不错了。这一行，既辛苦，也没有积累，整天面对着擦边和羞辱、骚扰，得有强大的心理来应对这一切。

03

我更好奇的是，到底是什么人在打赏和消费女主播们呢？

虽然有一些‌‌“大哥‌‌”与女主播线下发展关系的例子，但总的来说，打赏是在线上完成的，他们明知道自己不会有机会碰到自己花上几千、几万、几十万打赏的人，但他仍然觉得这样很爽。

与真实的某种特殊交易不同的是，这种网络打赏主要的满足来自于精神层面：

‌‌“女主播会一直和你互动，当着上万人叫你名字，说感谢你之类的话，那种满足感你无法体会。‌‌”

说实话，很多男性恐怕一辈子都认识不了几个异性，更不要说是美女了（虽然可能只是滤镜打造出来的）；而在网上，他可以被很多人包围着，围观看着美女与他的调情，这也许就是他的人生巅峰了。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采访过的一位榜一大哥。他在直播平台上投入巨大，特别是时间和情感上的付出。

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大哥结过婚，他的妻子以前因为打麻将欠钱，为了躲债，跟别人跑了。如今，他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快上中学的孩子。白天，从老家弄些货卖，有时是橘子，有时是核桃。晚上，就到当地一个厂里开车拉货。

在地铁上写田野笔记时，我非常难过，觉得生活这么困难的人，怎么还能诱导人家在直播间里消费？

这位大哥生活中很热情，但在平台上讲粗话、刷礼物；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明明收入不高，但一发工资他还是会在直播间里一晚就花几百上千块。因为，‌‌“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王怡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如果换个不那么学术的说法就是：主播们用一种剥削自己、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赚钱，而且非常不稳定；但他们想换工作时却发现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

这就很能理解为什么当下这么多人加入直播大军了。

虽然人人都有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可能会红，但实际上，这一行业中绝大部分人的努力和自我羞辱、摧残，都是没有用的，无法换成钱的。

现实是如此之艰辛，大家也只能在又卷、收益又极低的直播行业里打转。不做直播，还能有其他的工作与劳动机会吗？

万众直播，其实只是我们当下的一个缩影。

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他旅游西南某地的时候，偶于餐馆进食，忽闻壁板砰砰作响，其声清脆，密集如联珠炮，向人打听才知道是邻座食客正在大啖其糖醋排骨。这一道菜是这餐馆的拿手菜，顾客欣赏这个美味之余，顺嘴把骨头往旁边喷吐，你也吐，我也吐，所以把壁板打得叮叮噹噹响。不但顾客为之快意，店主人听了也觉得脸上光彩，认为这是大家为他捧场。

这位外国朋友问我这是不是国内各地普遍的风俗，我告诉他我走过十几省还不曾遇见过这样的场面，而且当场若无壁板设备，或是顾客嘴部筋肉不够发达，此种盛况即不易发生。可是我心中暗想，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样的事恐怕亦不无发生的可能。

《礼记》有‌‌“毋啮骨‌‌”之诫，大概包括啃骨头的举动在内。糖醋排骨的肉与骨是比较容易脱离的，大块的骨头上所联带着的肉若是用牙齿咬断下来，那龇牙咧嘴的样子便觉不大雅观。所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食‌‌”都是对于在桌面上进膳的人而言，啮骨应该是桌底下另外一种动物所做的事。不要以为我们一部分人把排骨吐得劈拍响便断定我们的吃相不佳。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至今还有不少地方是用手抓食的。听说他们是用右手取食，左手则专供做另一种肮脏的事，不可混用，可见也还注重清洁。

我不知道象咖喱鸡饭一类粘糊糊儿的东西如何用手指往嘴里送。用手取食，原是古已有之的老法。罗马皇帝尼禄大宴群臣，他从一只硕大无比的烤鹅身上扯下一条大腿，手举着鼓槌，歪着脖子啃而食之，那副贪婪无厌的饕餮相我们可于想象中得之。罗马的光荣不过尔尔，等而下之不必论了。

欧洲中古时代，餐桌上的刀叉是奢侈品，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不曾被普遍使用，有些人自备刀叉随身携带，这种作风一直延至十八世纪还偶尔可见，据说在酷嗜通心粉的国度里，市尘道旁随处都有贩卖通心粉（与不通心粉）的摊子，食客都是伸出右手象是五股钢叉一般把粉条一卷就送到口里，干净利落。

不要耻笑西方风俗鄙陋，我们泱泱大国自古以来也是双手万能。礼记：‌‌“共饭不泽手。‌‌”吕氏注曰：‌‌“不泽手者，古之饭者以手，与人共饭，摩手而有汗泽，人将恶之而难言。‌‌”饭前把手洗洗揩揩也就是了。樊哙把一块生猪肘子放在铁楯上拔剑而啖之，那是鸿门宴上的精彩节目，可是那个吃相也就很可观了。

我们不愿意在餐桌上挥刀舞叉，我们的吃饭工具主要的是筷子，筷子即箸，古称饭頍。细细的两根竹筷，搦在手上，运动自如，能戳、能夹、能撮、能扒、神乎其技。不过我们至今也还有用手进食的地方、象从兰州到新疆，‌‌“抓饭‌‌”‌‌“抓肉‌‌”都是很驰名的。我们即使运用筷子，也不能不有相当的约束，若是频频夹取如金鸡乱点头，或挑肥检瘦的在盘碗里翻翻弄弄如拨草寻蛇，就不雅观。

餐桌礼仪，中西都有一套。外国的餐前祈祷，兰姆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家长在那里低头闭眼口中念念有词，孩子们很少不在那里做鬼脸的。我们幸而极少宗教观念，小时候不敢在碗里留下饭粒，是怕长大了娶麻子媳妇，不敢把饭粒落在地上，是怕天打雷劈。喝汤而不准吮吸出声是外国规矩，我想这规矩不算太苛，因为外国的汤盆很浅，好象都是狐狸请鹭鸶吃饭时所使用的器皿，一盆汤端到桌上不可能是烫嘴热的，慢一点灌进嘴里去就可以不至于出声。若是喝一口我们的所谓‌‌“天下第一菜‌‌”口蘑锅巴汤而不出一点声音，岂不强人所难？

从前我在北方家居，邻户是一个治安机关，隔着一堵墙，墙那边经常有几十口子在院子里进膳，我可以清晰的听到‌‌“呼噜，呼噜，呼——噜‌‌”的声响，然后是‌‌“咔嚓！‌‌”一声。他们是在吃炸酱面，于猛吸面条之后咬一口生蒜瓣。

餐桌的礼仪要重视，不要太重视。外国人吃饭不但要席正，而且挺直腰板，把食物送到嘴边。我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维持那种姿式便不容易。我见过一位女士，她的嘴并不比一般人小多少，但是她喝汤的时候真能把上下唇撮成一颗樱桃那样大，然后以匙尖触到口边徐徐吮饮之。这和把整个调羹送到嘴里面去的人比较起来，又近于矫枉过正了。人生贵适意，在环境许可的时候是不妨稍为放肆一点。

吃饭而能充分享受，没有什么太多礼法的约束，细嚼烂咽，或风卷残云，均无不可，吃的时候怡然自得，吃完之后抹抹嘴鼓腹而游，像这样的乐事并不常见。我看见过两次真正痛快淋漓的吃，印象至今犹新。

一次在北京的‌‌“灶温‌‌”，那是一爿道地的北京小吃馆。棉帘启处，进来了一位赶车的，即是赶轿车的车夫，辫子盘在额上，衣襟掀起塞在褡布底下，大摇大摆，手里托着菜叶裹着的生猪肉一块，提着一根马兰系着的一撮韭黄，把食物往框台上一拍：‌‌“掌柜的，烙一斤饼！再来一碗炖肉！‌‌”等一下，肉丝炒韭黄端上来了，两张家常饼一碗炖肉也端上来了。他把菜肴分为两份，一份倒在一张饼上，把饼一卷，比拳头要粗，两手扶着矗立在盘子上，张开血盆巨口，左一口，右一口，中间一口！不大的功夫，一张饼下肚，又一张也不见了，直吃得他青筋暴露满脸大汗，挺起腰身连打两个大饱膈。

又一次，我在青岛寓所的后山坡上看见一群石匠在凿山造房，晌午歇工，有人送饭，打开笼屉热气腾腾，里面是半尺来长的酦面蒸饺，工人蜂拥而上，每人拍拍手掌便抓起饺子来咬，饺子里面露出绿韭菜馅。又有人挑来一桶开水，上面漂着一个瓢，一个个红光满面围着桶舀水吃。这时候又有挑着大葱的小贩赶来兜售那象甘蔗一般粗细的大葱，登时又人手一截，像是饭后进水果一般。上面这两个景象，我久久不能忘，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人，心里坦荡荡的，饿来吃饭，取其充腹，管什么吃相！

@‌‌“速冻‌‌”和‌‌“慢冻‌‌”有什么不同？

食物冻起来这件事的本质就是食物里面‌‌“自由‌‌”的水分（学名叫‌‌“可流动水‌‌”）变成冰晶了。

快冻和慢冻的过程中，食物里汁液形成冰晶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0℃到-5℃这一段是形成冰晶最多的温度区。

速冻时，食物各部位都一起迅速通过了冰晶形成的温度区，汁液‌‌“来不及反应‌‌”就都在原地结冰了，整个食物均匀地出现了又多又细小的冰晶，没有损坏组织和细胞。

这样冻好的食物看不到什么大块的冰碴子，等解冻的时候汁液还能原地吸收回去。

而慢冻时，食物长时间停留在冰晶形成的温度区，有的地方够冷就先冻出了冰晶，导致附近剩余汁液被浓缩，为了‌‌“平衡‌‌”，其他部位的水分便不断地渗透过来，让冰晶不断长大，最后慢慢形成又少又大的冰晶。

慢冻时形成的大冰晶会挤压组织、刺破细胞、破坏肌肉纤维，导致解冻时汁液也没法再吸收回去了。

被破坏的肌肉纤维弹性变差、保留汁液的能力下降，反映到肉上就是口感差。

这样冻起来的食物可以看到大块冰碴，甚至表面出现整片儿的冰坨。

@怎么才能速冻？

简单来说，温度越低，冻结越快。

所以工业上多是用极低的温度来冻的，比如-30℃以下，或者用一些特别的技术来使食物瞬间冻结。

但是平常家庭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冰箱的冷冻室只有-18℃。

那怎么办呢？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分小块，来让各部位一起冷透。

比如肉就可以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分别装袋，每一块不要太厚。这样不仅冻得比较好，烹饪时也很容易按需取量。

@为什么要‌‌“慢化‌‌”？

解冻的时候之所以要慢，就是为了给汁液足够的时间吸收回组织里面去，尽量让食物复原成被冻之前那个汁液丰富有弹性的状态。

@怎么化冻最好？

前面说了缓慢化冻能更好地还原汁液，但是这样耗时也比较长。

而在这个化冻过程中食物面临微生物繁殖、蛋白质和脂肪氧化、在酶的作用下变色等等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让食物处在一个冰晶能融化但是氧化反应和微生物繁殖被抑制的温度下。这个温度大概是3-5℃。

所以我最推荐的化冻肉方法是——

直接从冰箱的冷冻室移到冷藏室，放着慢慢解冻。

如果是买来的具有包装的冷冻肉，这一步也不必拆开包装，如果是自己套的保鲜袋，也带着解冻就行。

实验证明这样化冻的肉营养流失最少，品质最好。

但这样耗时确实比较长，可能要8-12小时。

推荐是前一天晚上就拿出来，化冻过夜。

第二天即使不能马上处理，在冷藏室稍多放一阵子也没事。

@为什么不能热水泡着解冻？

主要是会变难吃。热水让肉最外层的蛋白质迅速‌‌“变性‌‌”，皱缩并出现很大的空隙，所以整个解冻过程中肉里面的汁液带着营养物质不断流出，大量溶到热水里，肉变得又难吃又没营养。

其次的问题是营养流失会多点。实验证明热水解冻导致肉里的可溶性蛋白质、氨基酸、B族维生素大量流失，流失率比其他解冻方法都高。

而且有人误以为热水泡肉解冻会比较快，其实这样只能让最外层的肉迅速化掉而已，热传递到内层的速度仍然很慢，整个解冻过程并不比冷水泡快多少。

@那泡常温水呢？

从水龙头直接接出的水通常接近室温，温度依季节不同可能在十几度到二十几度左右，这样的温度下微生物也是可以快速繁殖的，所以用室温水泡着解冻过程容易发生微生物大量繁殖的问题，导致肉不新鲜。

@那泡冰水呢？

可以，肉直接泡在大概0℃-4℃的水里解冻，化开的过程中同时也让血水大量溶出，也就是一些烹饪方法所要求的‌‌“拔除血水‌‌”，后续肉汤可以更清亮。只要保证水一直是低温，微生物繁殖也很慢，肉不会变质、脂肪氧化程度也低，最终的柔嫩程度也比较理想。

要保持水温，一个方法是在水里加冰块，或者也可以先把一小盆水放进冷藏室降温1小时左右，再把冻肉放进去，并且全程就放在冷蔵室里解冻。

那不泡水呢？

@不泡水，直接放在室温下解冻呢？

这个时候把热传导给肉的是室温下的空气，而空气的热交换效率比水差很多，所以这样解冻比泡水慢很多。

这期间同样面临着微生物大量繁殖的问题，此外还有氧化的问题。

由于和空气大面积接触导致肉里面的脂肪、蛋白质发生氧化，不仅可能有‌‌“哈喇味‌‌”，肉的品质也会下降。

@微波解冻——快，但易过热

如果你忘了提前化肉，但很着急马上就想用，那最好的选择就是微波解冻。

然而，微波解冻虽然快，实际上却很容易出现局部过热的问题。

本来微波加热是让食品里面的极性分子（比如水分子）接收能量之后振动起来，互相摩擦产热，这种热在食物表面和内部一起产生，理论上会比较均匀。

但是，首先微波的穿透能力是有限的，如果食物太厚了它就穿透不进去。

其次不同的成分吸收微波后产生热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这点反映在解冻上更明显，由于微波穿透冰的能力大于水，而水吸收微波的能力大于冰，导致已经化成水的部分更容易吸收微波并继续变热，最后可能快熟了，而还是冰的部分却没化好。

再者跟微波炉的设计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微波炉腔体内的微波通过折射、反射、穿透、吸收后多重叠加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冻品各部分受热的情况，所以解冻是否均匀还跟你具体怎么摆、摆在哪里有一定的关系。

@什么食物适合微波解冻？

研究发现较薄的片状（比如鱼肉片）食物，微波解冻效果相对理想一些，而很厚的一大块效果就比较差。

此外，研究发现微波解冻的营养保存情况还是挺好的，但是高能量的微波能促进脂肪氧化，所以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也不推荐微波解冻，比如五花肉、三文鱼。

（不过如果你接下来是准备做烤鱼、煎炸的，那也就不用在乎这点儿脂肪氧化了）

@为什么不能反复冻融？

一方面低温只能暂时抑制微生物繁殖，而不能杀死它们，所以反复冻融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微生物，安全性没保障。

另一方面反复冻融过程会更严重地破坏肌肉纤维，导致肉变得没有弹性也留不住汁液，很难吃。

除了冻肉，绝大多数冷冻食品我们也都不建议反复冻融。

@为什么要在意解冻的时候细菌繁殖得多不多？做熟不就没了吗？

这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区，不管食物里有多少微生物，只要煮沸/炒熟就没问题了吗？

其实不是的！

简单来说，微生物的总数越大，就需要用越高的温度和越长的时间才能杀灭到安全的水平。

新鲜的肉里面微生物少，炒熟后是安全的。但经过微生物大量繁殖过后，仅仅炒5、6分钟可能只能杀灭其中的一部分微生物而已。

另外，就算微生物被你加热杀死了，但它们繁殖过程中分泌出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仍然留在食物里，比如黄曲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肉毒杆菌会产生肉毒毒素。这些毒素有些是加热也很难分解的。

所以即使是加热之后才吃的食材，也不能任由微生物在上面繁殖呀。

快来分享你的解冻方法吧~

参考资料：

[1]冯宪超，周光宏.快速冷冻工艺对牛肉品质和组织结构的影响[J].食品科学，2016，37（19）：1-7.

[2]胡新. 不同冻结、解冻方式对猪肉品质的影响[D].南京农业大学，2017.

[3]张昕. 不同解冻工艺对鸡胸肉品质的影响[D].南京农业大学，2017

[4]马燕，田少君.微波技术在食品解冻中的研究进展[J].粮食与食品工业，2014，21（06）：35-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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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一条理所当然的就业缓冲带

不是所有人在决定考研的时候，就清楚地明白读研的目的。

更多情况下，考研只是被压力裹挟而做出的选择。

刘磊选择考研，‌‌“是因为对未来一无所知‌‌”。

临近毕业，考研、工作、考公、考编……这些选择全都摆在了刘磊面前。‌‌“如果工作，在哪里工作，是老家，大学所在的城市，还是一座一线城市？‌‌”

陷入选择困难症的时候，刘磊习惯让别人替他做选择。

‌‌“我先报名考研，能考上那就去上，一击不中我就立刻罢手去找工作。‌‌”

抱着‌‌“随缘‌‌”的心态，刘磊在备考中安安稳稳度过了大四上学期。

成绩揭晓，落榜。他却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至少我排除掉一个错误选项。‌‌”

在考研这种问题上，刘磊自称有点像宿命论者：‌‌“我想，这是天象示警了，鸣金收兵吧。‌‌”

接受落榜是天意的刘磊，很快就收拾好心情，从图书馆走向了招聘会。几个月后，他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31岁的时候，他回看考研决定笑着说了两句话：

‌‌“现在回头看考不上太正常了，我根本没真的想考啊！‌‌”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考研，那你一定不需要。‌‌”

有些人把考研当作命运的测试，也有些人对考研抱有更加实际的期待：

缓解就业压力。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接近60%的考生选择考研是因为‌‌“就业压力太大‌‌”，希望通过考研‌‌“增强就业竞争力‌‌”。

章琳就是其中之一。

高中的时候，她和家人就都默契地认为：大学毕业后一定要考研。章琳不记得这种共识是怎么达成的，也没听父母说过考研对人生有什么具体的好处。

‌‌“反正就是朴素地认为：多读点儿书对未来总是有帮助的‌‌”。

研究生毕业后再回看考研的决定，章琳的心情有点复杂。

‌‌“当时没想那么多，现在再看：考研最直接的动机或者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逃避就业压力。‌‌”

临近毕业，考研失败的同学们因为错过了秋天的校招，不停地参加各种招聘会。有时候，章琳吃过晚饭洗完澡坐在床上刷剧，去市里找工作的室友还在赶末班车回学校的路上。

因为学的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章琳的同学们毕业以后选择有限，专业对口的工作‌‌“基本就是去食品类的工厂‌‌”。

而工厂意味着封闭式管理、远离市区，以及不够好看的工作服。

在同学们为工作沮丧的时候，章琳很从容地享受着校园生活，还因为考研成功，带着父母奖励的一小笔资金到珠三角旅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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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结果，就像塞翁失马

虽然考研成功，但章琳研究生毕业后的求职之路却一点都不轻松。

她研究生的专业是依然只有工厂对口的食品安全。三年前，本科同学面临的困境，被原封不动地摆到了章琳面前。

2018年春天，临近毕业，章琳手里只有3个offer：

一份是到食品工厂研发酱油；

一份是去连锁餐厅做管培生，从端盘子做起；

还有一份是靠良好形象应聘到的商场化妆品柜姐。

但211高校硕士毕业生的身份，让章琳和家人无法接受工厂、餐厅、商场给出的工作和薪资。

那时章琳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考研确实可以把就业压力延后，但却不能让就业压力消失。

‌‌“它更像是一个拖延的借口，让我安慰自己这3年不是无所事事，最起码拿到了研究生文凭。‌‌”

说到这里章琳叹了口气：‌‌“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研究生学习的作用被夸大了。‌‌”

临近毕业才发现就业困难的研究生不止章琳一人。

根据上海海洋大学公布的数据，2023年上海全市高校研究生就业率只有40.66%。

也就是说，哪怕在上海，依然有超一半的研究生毕业即失业。

2018年的就业形势不像今年这么残酷，几经辗转，章琳找到了一份学术期刊编辑的工作，月薪8000，地点北京。一年后，她受够了每月花3000和人合租的生活，也受够了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决定裸辞。

‌‌“一看银行卡，余额不到2万。‌‌”

裸辞后，章琳回老家备考公务员，做起了全职儿女。在章琳看来，‌‌“考公的形势也是一年比一年严峻。‌‌”

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笔试，过审人数与招录计划数之比约为77：1。2020年章琳参加国考时，报录比还是59.5：1。

不过4年，平均每个岗位就多了17个竞争者。

好在2020年底，章琳拿到了天津某事业单位的编制。让她感到庆幸的是：

‌‌“考编的时候要求研究生学历‌‌”，

‌‌“算是用这个学历找到一份工作‌‌”。

不只章琳，她的研究生同学毕业后大多都会考编。

‌‌“还有一部分直接读博了。不过读博最终的归宿，也还是考编‌‌”。

章琳有个师兄读研的时候很是懈怠，上午快十一点才去实验室，做实验也是能拖就拖。‌‌“他就想着赶紧毕业挣钱。工作以后发现挣钱很难，工资还不如乞讨多，又去读了个博‌‌”。

现在，他的目标是留在高校。

不仅研究生想要考编，国考的岗位也更倾向于高学历人才。

2024年国考在整体扩招的情况下，大专学历为起点的岗位比去年减少了106个。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则比去年增加814个，共计增加1654人。

虽然听过不少‌‌“研究生考编被提拔的几率更高，薪资待遇和本科也不一样‌‌”的说法，但在章琳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据她观察，22、23岁就进入体制的人和26、27岁才考进去的人职业发展路径完全不同：

‌‌“你（研究生）才刚进去人还没认全，本科就上岸的同龄人可能已经被提拔好几次了。‌‌”

无论体制内外，2-3年的工作经验，都可以抹平学历带来的发展差距。

李颖生在一个高学历家庭，同龄的兄弟姐妹学历人均硕士起步。

考研失败，完全是李颖意料之外的事情。因盲目自信一定能考上，李颖根本没有为找工作做任何规划。

考研成绩揭晓后，她只好边写毕业论文边求职，终于赶在2018年6月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新媒体编辑工作。

到了2022年，李颖被深圳一家单位外聘为新媒体主编。

团队招人时，她发现大量清华北大复旦的硕士毕业生简历，他们只是为了应聘一份记者的工作。那时的她看着邮箱里的简历，惊出一身冷汗：

‌‌“如果我当年考研成功，也是今年毕业，或许也会把简历投到这里。‌‌”

2011至2019年的近10年来，高校毕业生一共增长了174万。

而2022一年毕业生人数就增加167万，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1076万。

一边是毕业人数激增，另一边却是社会招聘岗位的减缩。

根据《2022年度就业趋势数据报告》，企业招聘总体保守，招聘规模比2021年有所收缩。

在李颖看来，昔日的考研失败像极了命运的馈赠：工作经验比研究生学历，性价比高多了。

‌‌“2018年的应届毕业生和2022年的应届毕业生面临的求职压力，不是一张研究生文凭可以抹平的。‌‌”

李颖无比庆幸自己当年考研失败，‌‌“不然我就是2022年研究生毕业，一定找不到工作‌‌”。

更关键的是，2022年应届毕业生的薪水和李颖的月薪比起来，‌‌“要被打5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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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才没‌‌“一研为定‌‌”那么简单

考研结束当天，在互联网搜索‌‌“考研‌‌”这个关键词，相关的帖子内容是清一色的‌‌“心态崩了‌‌”。

考研名师们在考前一个月就开始关注考生的心理状态。劝大家放轻松：

‌‌“坚持就是胜利。‌‌”

‌‌“只要不弃考就跑赢大部分竞争者。‌‌”

根据中科院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2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有50.44%的大学生打算读研。他们的焦虑风险明显高于不打算读研的学生。

焦虑，似乎已经成为考研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我们把这种焦虑拿到考研结束多年的人面前，问他们：

‌‌“再来一次你还考吗？‌‌”

出人意料的是，大家的答案基本都是：要考。

虽然章琳凭借研究生学历考编上岸，但她一直觉得过早读研让自己很难对社会有深刻的认知。

研究生毕业以后，章琳自觉‌‌“年纪大了，试错成本高‌‌”，不能像本科毕业一样尝试很多工作，失去了很多可能性。

如果再来一次，她想先工作后考研。

‌‌“体会一下职场，看看自己能干什么、想干什么。如果继续深造有助于职业发展，再去读研‌‌”。

2018年，本科读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沈越毕业了。

比起去做经济相关的工作，她更想写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沈越义无反顾考了2年研。

可惜，2次都没能上岸。

沈越感觉‌‌“天都塌了‌‌”。

‌‌“对小镇做题家来说，人生唯一的路，就是学习学习学习，考试考试考试‌‌”。

‌‌“考研失败，啪！我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路径依赖，断了！‌‌”

沈越觉得自己就像脱了轨的火车：‌‌“考研失败，小镇做题家无题可做了，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

她还想再考，跑去豆瓣上问网友，‌‌“二战失败，要不要三战？‌‌”

几乎99%的人都告诉沈越：赶紧工作。

停止考研后，自认是‌‌“小镇做题家‌‌”的沈越，在职场一路开挂。

不仅在媒体找到了主笔的工作，还接连升职。工作第四年，已经成为一家知名媒体的内容副总监。

提到研究生考试失败对自己的影响，沈越笑了：

‌‌“完全没有影响。除了影响了心情，降低了自我评价……‌‌”

2考2败，但在职场如鱼得水的沈越，也不后悔考研的决定：

‌‌“你不考一次，怎么知道研究生不值得呢。‌‌”

本科毕业时，山东人王林是同学中的‌‌“逆行者‌‌”。大学同学不是考研就是考编，他却一心想要早点儿独立，坚定地选择去北京工作。

在社会摸爬滚打10年后，昔日的同窗大多走上了工作的道路，并进入了职场关键期。王林却暗暗筹备起了海外研究生的申请工作。

本科毕业，王林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10年后，公司为了降本增效‌‌“每半年就要裁一次员‌‌”。

虽然裁员的名单上暂时还没有王林的名字，但他还是决定转换赛道，通过读研的方式朝着下一个目标迈进。

20刚出头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曾为‌‌“能否拥有研究生学历‌‌”而发愁。

但人到30之后，再回看当年的自己，大家都发现：

重要的也许不是学历，而经历。

考研成功的章琳在研究生毕业后，曾无数次怀疑读研的价值，但最终她还是因此获得了考编的资格；

考研失败的沈越、刘磊在本科毕业后遭遇过很多职场挫折，但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并给出了漂亮的成果；

本科还是坚定‌‌“不研主义者‌‌”的王林，工作10年后开始筹备留学，希望通过研究生学历开启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在他们的故事里，考研和读研只是一段短暂的经历，对人生根本无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

真正能决定人生的，是不断应对突发状况的自己。

在编辑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同事王动说了句非常贴切的话：

‌‌“人生有很多路口，有些比较关键，但考研属于那种拐到旁边上个厕所的那种。‌‌”

无论是‌‌“二次高考‌‌”，还是‌‌“一研为定‌‌”，都不过高压之下人们赋予考研的‌‌“意义‌‌”，它的实际能量并没有那么庞大。

把考研作为不可违抗宿命，上岸即是成功，落选就是失败，实则是看低了自己。只要抬头看看身边努力前行的具体个人，就可以清楚地明白：

个人，根本不是‌‌“命运‌‌”一击即倒的靶子。

考研，更算不上是命运的一环。

它不过是一种选择，选与不选，何时去选，决定权全在你的手中。

*文中所有名字均为化名

纽约客2019年的一篇文章：《研究表明，依靠意志力改掉坏习惯是徒劳无功的》

几年前，我购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很快就爱不释手。随时随地能发邮件、查信息或购物，这为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提升。手机每收到一封邮件就会发出“嘀”的一声，我随即处理它，为自己的效率沾沾自喜。短信到来伴随着法国号的声音，我也会迅速回复。不久，我开始条件反射般地一听到手机响就伸手去拿，就像帕夫洛夫的狗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这渐渐干扰了我的工作和谈话。这台本应是神奇助手的机器，却慢慢让我沦为了它的奴隶。

我一直自认为意志力很强。像许多经历过医学训练的人一样，那些早起、长时间轮班，而朋友们却在享受派对的人，我已习惯于延迟满足。但这都没用。当我尝试把手机调成静音，我反而更频繁地检查它，生怕错过什么。唯一能控制自己不看手机的时候是安息日，因为那时我不查邮件。但我会不停地看表，计算着何时能再打开手机。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吸烟者对香烟的渴望。检查智能手机已成为我难以摆脱的坏习惯。

习惯的好坏一直吸引着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作品《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探讨了美德的不同理念，并总结道：“有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有人说是习惯使然，还有人觉得教育至关重要。”他的结论是习惯扮演了关键角色。西塞罗将习惯称作“第二天性”，这个说法至今仍广为流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27 号文章中，当他思考如何培养出遵守新共和国联邦法律的公民时，他提到了“人是习惯的奴隶”。汉密尔顿认为，如果联邦法律深入州级事务，它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越是融入人们激情自然流动的渠道，就越不需要强制手段的帮助，”他写道。

在现代，习惯已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心理学家深入研究了习惯行为的形成及其对健康和幸福的影响。威廉·詹姆斯回应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写道：“我们的生活，只要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就是由各种习惯构成的——实用的、情感的、智力的……它们不可抗拒地推动我们走向命运。”

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把自己看作被动的存在。那意志力呢？市场营销通过像“Just Do It”（耐克）和“Declare Your Path”（新百伦）这样的口号，来抚慰我们对自主意识的渴望。很多流行心理学也强化了我们对自我控制的信念。在六十年代，沃尔特·米歇尔设计的著名斯坦福棉花糖实验中，孩子们要面对一块棉花糖，他们是否能抵抗住立即吃掉它的冲动，将决定他们的“执行功能”水平。这个实验被认为能预测孩子未来的成功，如 SAT 成绩、人际关系的持久度和职业成就。但如果我们只是习惯的产物，这一切又如何解释呢？

在《好习惯，坏习惯》一书中（由 Farrar, Straus & Giroux 出版），社会心理学家 Wendy Wood 对 James 的决定论和轻率的自我激励论进行了反驳。她试图为普通读者提供更实际的方法来打破习惯。她基于自己的领域研究，认为维护积极行为和遏制消极行为需要决策与无意识因素的共同作用。Wood 解释说，我们的大脑有“多个独立但相互连接的行为指导机制。”但我们只能意识到决策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内省错觉”——这可能是我们过分高估了这种能力的原因。她写道，让意志力成为可能的执行功能给了我们一种“代理感”，让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但这是以付出努力为代价的。为了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某些行为变得自动化。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让研究者能够窥探在机械性任务和有意识任务期间活跃的不同神经网络。学习新任务时，大脑扫描显示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的活跃，这些区域与决策和执行控制相关。随着任务重复，大脑活动转移到纹状体和基底节，即 Wood 称为“我们心灵的基础机制”的部分。在这里，任务转变为习惯。

这些更原始的大脑区域对我们的精神能量需求更少。一系列动作变得连贯，这个过程称为“分块 (chunking)”。例如，当我们上车准备开车时，我们不需要分别考虑系安全带、打火、挂挡、检查后视镜和盲区、踩油门等动作。所有这些步骤被整合在记忆中，形成一个单元，由上车这一环境线索触发。这使我们能够专注于那些最需要我们有意识关注的事情，比如思考目的地、规划当天的任务，同时留意路上的任何异常情况。

Wood 的研究起初并不是聚焦于习惯，而是坚持。对于像打流感疫苗这样的“偶发性、一次性行为”，有意识的决策就足够了。然而，对于需要重复的行为，习惯就显得至关重要。William James 曾估计，我们的活动中有“几乎全部是自动和习惯性的。”这只是一个推测；但 Wood 通过一项研究，量化了人们多少行为是出于习惯。她用一种名为“体验抽样”(experience sampling) 的技术，让参与者在两天内记录自己的所作所为。研究结果虽各组不同，但基本发现是我们大约 43% 的行为是习惯性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仅凭意识上的知识还不足以改变行为，以及为什么仅仅通过教育人们做出健康选择的公共卫生倡议往往会失败。1991 年，国家癌症研究所发现只有 8% 的美国人知道每天至少应该吃五份水果和蔬菜。随后发起了一项全国运动：“每天五份，为了更好的健康。”六年后，知道这一建议的美国人增至 39%，增长了近五倍，但实际饮食习惯几乎未变。2007 年，政府官员再次尝试，推出了“水果与蔬菜 - 更多益处”计划。然而，到 2018 年，每天吃两份水果的美国人仅占 12%，吃三份蔬菜的仅 9%。仅仅告知我们什么对我们有益是无效的，因为我们的饮食、烹饪和购物习惯主宰了我们的行为。

在 Mischel 的棉花糖实验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参与者能坚持十五分钟不吃棉花糖。这意味着大多数人缺乏成功所需的自控力。但研究中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部分，提出了绕开我们脆弱的方法。研究者比较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孩子们能看到面前的棉花糖；另一种则是知道棉花糖在那儿，但看不到它。结果显示，面对可见诱惑时，孩子们平均只能坚持六分钟，但如果把诱惑藏起来，他们能坚持十分钟。对 Wood 而言，这说明自控力“并非内在品质，而是我们所处环境的反映。”通过微调环境，我们也许能够模仿那些看起来更有自制力的人。

一项研究调查了大学生的自控能力，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研究要求学生每次想到“哎呀，我不应该这么做”的时候就报告，例如熬夜、睡懒觉、暴饮暴食或拖延。他们在养成有益行为时，最有效的方式并非下定决心做得更好，或是分散对诱惑的注意，而是改变自己的环境。他们选择不在带电视的寝室沙发上学习，而是去图书馆。他们还发现，清除寝室冰箱里的垃圾食品后，饮食变得更健康。伍德指出：“成功的自控，实际上来自于有效隐藏诱惑。”

即便是在自控问卷上得分高的人，他们看似的美德可能更多源于情境因素，而非单纯的意志力。在德国对这类人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很少报告自己抵抗诱惑的情况。“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一直在隐藏诱惑，”伍德如是写道。这一观察引出了她书中论点的核心：摆脱坏习惯的关键不在于决心，而在于以支持良好行为的方式重新构建我们的环境。伍德引用了心理学家库尔特·莱文 (Kurt Lewin) 的理论，他认为行为受到类似于重力或使河流加速或减速的流体动力学的“一系列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取决于你所处的环境、周围的人、一天中的时间，以及你最近的行为。我们通过寻找方法从方程式中移除意志力，反而能够实现情境控制，这似乎有些矛盾，但并不是靠意志力实现的。

伍德认为，根除坏习惯的关键力量是“障碍”：如果我们能增加坏习惯的不便性，那么惯性就会帮助我们朝着美德方向前进，而无需我们表现出坚强。她列举了增加障碍导致吸烟减少的例子：法律禁止在餐厅、酒吧、飞机和火车上吸烟；税收的增加使得美国香烟价格在过去二十年里翻了三倍；以及从自动售货机中清除香烟，电视和收音机中禁播烟草广告。

与此同时，我们周边的企业都在努力减少消费者的操作障碍。比如麦当劳的收银员会有意诱导顾客，问道：“您要加薯条吗？”这样的提问促使我们摄入更多脂肪和碳水化合物。Netflix 或 Hulu 的连续剧播放功能也是如此，它们通过在一集结束后自动播放下一集的方式，让我们沉迷于连续观看。Wood 采访了 Uber 前经济研究主管 M. Keith Chen，后者分享了该应用是如何设计来减少用户操作步骤的。“手机的 GPS 已经知道你的位置，”他说，“你几乎不需要多想……下车时连现金都不用处理。”

公司成为我们习惯形成的帮手，这一现象在 Charles Duhigg 的畅销书《The Power of Habit》（2012 年）中被深入探讨。像 Wood 一样，Duhigg 当时是《时报》的记者，他指出快餐业通过各种方式诱使我们增加消费。例如，麦当劳统一餐厅的装潢风格，旨在触发我们的饮食习惯。许多连锁餐厅的食品都经过特别设计，可以迅速激发大脑的奖励中心，提供瞬间的盐分和脂肪享受。

在研究企业如何利用习惯形成来获取利益的过程中，Duhigg 描述了 20 世纪初的广告大师 Claude C. Hopkins 的工作。他的 Pepsodent 牙膏广告活动据说使刷牙成为美国人的日常习惯。Pepsodent 于 1915 年首次面市时，很少有人会刷牙，甚至当时的牙科权威都认为所有牙膏都无用。Hopkins 将营销焦点放在覆盖牙齿的牙菌斑 (plaque) 上；1917 年，他在报纸广告中宣称这是“所有牙齿问题的根源”。实际上，简单地吃一个苹果就能暂时去除牙菌斑，而当时的牙膏去除效果并不比光刷牙更好。尽管如此，Hopkins 还是夸大了牙菌斑的危害，并宣称 Pepsodent 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只需用舌头轻轻划过牙齿，”另一则广告写道，“你会感到一层薄膜——这就是让你的牙齿变色和蛀牙的原因。”不久，Pepsodent 就成为了全球知名的产品。

Duhigg 和 Wood 都认为，习惯性的行为是由刺激和回应所驱动的。虽然 Pepsodent 不是唯一声称能去除牙齿薄膜的品牌，但其含有的柠檬酸和薄荷油等成分，不仅带来清新口感，还轻微刺激口腔，产生舒适的刺痛感。Hopkins 让消费者意识到牙齿上的薄膜，为其提供了一个刺激，而牙膏本身则提供了物理上的回应。这种刺激与回应的循环极为强大：如果我们没有刷牙，就会感觉不舒服。Hopkins 发起他的活动二十年后，使用牙膏已成为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日常行为。Duhigg 表示，Hopkins“创造了一种需求”。

Wood 强调通过情境控制来培养良好习惯，而 Duhigg 则提到了一位咬指甲的女性，她被建议寻找其他可以用手做的事情，以产生类似的物理刺激，比如在桌子上敲打指关节。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刺激和回应的有效结构，但改变习惯的具体内容。对这两位作家来说，关键不在于靠意志力打破习惯，而是用一个新习惯替换旧习惯。

这两个案例都突出了有意识努力的重要性 - 不是去反抗习惯，而是去深入分析它，以此制定更有效的改革策略。Duhigg 在体重上升后，决定放弃在 Times 餐厅每天下午吃的那块饼干。他曾尝试在便签上写下不吃饼干的禁令，但这并无效果：他会忽略这个提醒，走到餐厅，与收银台的同事闲聊，最后还是会买下饼干。因此，他开始探究触发这一习惯的因素，参考研究人员提出的五个类别：时间、地点、情绪状态、周围人员、以及习惯性动作之前的行为。他是因为饥饿、无聊，还是需要休息或是血糖提升？他尝试改变自己的日常，选择在办公桌上吃甜甜圈，而非去餐厅，或者到外面散步。他在做实验：如果在办公桌上吃甜甜圈并未减少去餐厅的冲动，那就可以排除是因为糖分的原因。最终，他通过排除法确定，他的习惯实际上是由对交流和分散注意力的需求驱动的。于是，他发现与朋友聊天成了替代吃饼干的最佳选择。

Wood 在她的书的最后，给我们这些被智能手机控制的人提供了建议。她提出了一个分步骤的策略。首先，认识到自己对手机的依赖，意识到这种习惯如何干扰了工作、社交和安全驾驶。接着是“控制情境线索”，也就是找出是什么触发了你拿起手机的行为。对我而言，这些线索包括听觉（如通知声、法国号声）和视觉（如屏幕弹窗）。我已经知道，仅仅把手机调成静音是不足以打破这一习惯的，但正如“棉花糖耐性实验”所示，眼不见心不烦。早上做早餐时，我发现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很有效。开车时，手机被放进手套箱。走路时，我会把手机放在带拉链的口袋里。还有其他方法来增加使用的难度，从而减少这一习惯的发生。完全关机比单纯静音更有效，continue 不是因为我不好奇谁可能给我发邮件，而是因为重新开机很麻烦。

Wood 还建议我们找到新的奖励来替代手机原本提供的那些奖励。我开始在车里听收音机音乐。晚上，我没有浏览推特和电子邮件，而是探索那些我从未阅读过的作者。每天结束时，我都感到更加平静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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