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建军手术后在病床上。程栗摄
不敢叫“120”的外卖骑手
现在回想，向建军仍庆幸，11月12日那天出门前，他为御寒给自己绑上了简易的护膝。
那晚，他一口气抢到4个长距离配送单，每单均价是20多元。最长的一单是从他居住的静安区附近到杨浦区的国和路，近10公里。
23点30分，距离最后一单的目的地还有不到两公里，事故发生。
正在等红灯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程栗（化名）听到马路对面“砰”地一声，紧接着是一阵带哭腔的呻吟。她马上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录音笔和相机。
回过神来，向建军的左腿已没了知觉，他只能倚靠着电瓶车，盘腿坐在地上。那一刻，他第一个念头是：“马上要超时的外卖怎么办？”4个顺路单，前3单都已经完成了，最后这单没法退。
“外卖看得比人还重”，对向建军来说不足为奇。他跑外卖两年了，受伤是常事。几个月前，也是在跑外卖的路上，掉落的树枝把他的眼睛砸肿了，“还是照常送外卖，也没擦药什么的。”但向建军感到，这次的伤非比寻常。
大腿渐渐出现了灼热的疼痛感。他战栗着拨通了平台客服的电话，想要报告伤情，请系统取消订单。电话那头，客服语气平静地说：“系统没有权限取消订单。”情急之下，他提前点击了“已送达”的按钮，打电话给客户解释原因。
很快，校门口目睹事故的学生们围了上来。向建军记得，其中一个学生脱下厚外套，裹住自己僵直的腿，询问他是否要叫救护车。
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不要打120，打110！”“120要钱。”
23点45分，交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向建军躺上担架，腿部的疼痛模糊了他的意识，他甚至报不出自己的身份证号。在场的大学生胡嘉（化名）执意提出陪他到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向建军“左股骨干错位性骨折”，需要手术。而且他被告知，要想入院做手术就要先缴1万元的押金。他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写下“拒绝住院，后果自负”，离开了医院。
凌晨2点，向建军拖着伤腿穿过旧小区昏暗的灯光，穿过客厅里其他租客的十几张高低床，回到他只有五六平方米的住处。
这是一个用半个阳台搭出来的扇形空间，直通厨房，小到几乎被一个高低床完全占满，租金每月1000元。向建军在下铺睡觉，他所有的家当收在一只行李箱里，搁在床下。
回出租屋的第一夜，他靠胡嘉给他买的一杯冰镇柠檬茶缓解疼痛，拄着顺手从床板上卸下来的一根木棒上厕所。他仍觉得折断的股骨能自行愈合，能想到的最坏结局是“落下点残疾”。
然而第二天，他的伤口肿得更厉害了。学生“恐吓”他：“这样下去，再也送不了外卖。”医生的语音条躺在他的微信里，好几条，都是建议他去做手术的。
但他不为所动，理由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真的不想再为社会增加负担了……”
向建军出生在湖北一个普通农家，是家中独子。他没有伴侣，父母在几年前因病先后离开，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络人只有个位数。在上海，他身边唯一说得上话的朋友还是十几年前学理发时认识的。
2018年，向建军借了贷款，在武汉火车站旁开了一家理发店。没两年，理发店因为经营惨淡而倒闭，负债十几万元的向建军来到上海，在别人的理发店打工还债，两年前又转行做起了外卖。在遥遥无期的还债过程中，“失信人”的名声是他的隐痛。
那个无比漫长的夜晚，向建军坐在床上，伤腿钝痛。他把戴了十几年的平安扣坠子扯到一边，喃喃自语，“它也保不了我平安啊……”
垫付手术费中的“拉锯”
向建军受伤后第三天，一群学生来到他的住处劝他接受治疗，声称：“医药费已经有着落了。”
原来这几天，目睹向建军受伤的程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帖替他求助。为了解后续情况，她想方设法通过共同好友找到了胡嘉。那晚，胡嘉也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人生第一次作为‘家属’签字是给陌生人。”
当晚，程栗帖子下的回复达到了上百条。好几位留言者都有过帮扶骑手的坎坷经历：车祸后，外卖骑手本可以得到赔付，但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政策，错过了申请的时限。
有人想到医保和新农合，但向建军此前从未缴纳过医保。
有人找到《上海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细则》，但向建军未达到“急重危”的标准，不在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所覆盖的帮助范围内。
有人替他联系上了上海慈善总会，但他的房子是租住，没有户口，没有一个街道和社区能够为他提供救助资金用于治疗……
在梳理信息的过程中，程栗惊讶地发现，向建军站在各种帮扶条例的半径之外，救助政策在他身上都失灵了。
现在，平台为他提供的两份送餐途中生效的保险，是他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2022年，人社部门在外卖骑手、专车司机中陆续开始试点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以下简称“新职伤”）。
“我看到过新闻的，从今年3月份开始，上海所有平台的骑手应该都上了这个保险的。”向建军关注过这个消息，为这个消息切实欣喜过，觉得“自己起码有了份保障”，但是具体的保险流程是怎样的以及究竟自己有没有“被保上”，他说不上来。
受伤之后，向建军按照客服的提示在系统上点击了保险赔付的申请，上传材料之后足足3天，界面一直停留在“待审核”状态。
根据一些网络留言的志愿者的经验和平台客服的回复，以往准备“新职伤”的材料到赔付金到手可能需要一个月以上。“这就是让你自己先垫付，然后拿着医药费单子后报销的流程，但是这个正规的流程中，并没有考虑过，如果那个骑手兜里没钱，拿不出那笔医药费该怎么办？”向建军事后回忆。
通过这则帖子，复旦大学社工专业的硕士生王岭（化名）和国际政治学院的刘彦（化名）找到程栗，希望为向建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哲学学院也有一位本科生私信程栗，他提到自己处理过骑手受伤的相似事件，或许经验可供参考。凌晨，他们在微信拉了个群。社会志愿者马文龙和陈铮也参与进来。
向建军还想着“再等等”，学生们却替他着急，催他开通水滴筹，他依旧犹豫，“该不该麻烦更多人”。
11月15日晚，向建军的筹款链接终于发出。“骑手”“送餐时跌倒”“放弃治疗”，尽管向建军的自述很朴素，但这些字眼牵动着点开链接的每一个人。仅仅用了3小时，“水滴筹”设置的5万元就筹到了。也是在那一晚，平台留意到了受伤的他，打来电话，表示可以为他垫付医药费。
有了“双重保险”，学生们陪同向建军再次到了医院，但麻烦远没有结束。根据医院的要求，入院费用无法通过公司账户转入医院，需要用私人账户转账。而“水滴筹”里的钱还没来得及取出，外卖平台派来的工作人员则表示“没有用私人账户转账的惯例，需要向上级汇报”。
那天很漫长，向建军在医院的长椅上从中午坐到日落，辗转在急诊室和住院部，看着平台的人来了又离开，安定下来的心又悬起来。天黑了，送他就医的志愿者陈铮看不下去，咬牙用自己的账户为他垫付了5000元。到了晚上，向建军终于住进了骨科病房。
在病房里，初来乍到的向建军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患者。医生把他骨头错位的大腿悬吊起来。在护士注射的时候，整层楼都听到了向建军的大喊。护工也说，他按铃求助的次数比邻床老先生都多。他解释自己“药一打心很燥，就是想发脾气”。
医院又发来催缴8万元预交款的短信。“为什么要预缴那么多？我之前也有个朋友在差不多的部位骨折了，医院让预缴的费用只有小几万元。”一位有经验的志愿者很警惕。
有一次听到医生的议论，志愿者们才明白：许多受伤的外卖小哥，和向建军一样，没有积蓄，送到医院后，没有获得社会保障的赔付，拖欠了医疗费用。
王岭和刘彦跑了两趟杨浦区交警支队，给他开出交通责任认定书：两位行人逆行，向建军无责。监控录像没有拍到逆行人，但向建军强调反复他不追责，“如果我想要让行人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又找不到，那我的保险赔付是不是又会变得更复杂？”他小心翼翼，生怕走错一步。
住院第二天，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又来探望向建军了。他们带来一份拟好的手写协议，主要内容是，等向建军先用完已有的筹款，平台会再来支付余款。
他们站在向建军的病床前解释，这是出于“保护骑手的权益”：“我们和你，严格来说是没有劳务关系的，垫付是出于关心骑手……”向建军有些委屈。
不过，送外卖的他确实不属于任何一个站点，他更习惯“单枪匹马”作战。他从没加过骑手群，因为要下载额外的app，他舍不得多花这一小点流量钱。
在手术当天，几方终于达成了共识：医院降低预缴费标准，向建军把手边筹集来的善款都转入医院账户后，就立即手术；平台虽没有垫付向建军的医药费，但承诺：“如果还有不够的后续治疗费，平台会出面垫付。”
11月20日晚间，向建军的手术在几经坎坷后开始。医生把几根钢钉敲进向建军股骨的断裂处。骨头终于接上了。
“你们不要指责平台”
手术很顺利，向建军给自己设定了一厢情愿的康复计划：术后在医院康复一个礼拜，回家后再养两个礼拜，“21天以后，就能尝试跑外卖了，轻轻地跑……”
他的最低要求，是在2024年农历新年以前完全恢复。2023年春节，他没有回湖北老家过年，留在上海继续干活。初一到十五，平台出奖金鼓励他们不休假，他多挣了几千元。
“可惜了，我是在跑外卖跑得最顺的时候摔了，那时我接连5天，每天都会跑到300元以上。”说起受伤前一周的“战果”，他难抑自豪。但现在，他躺在病床上，每隔1小时，他就会下意识摩挲下僵直的左腿。这是医生的嘱托，努力收放下术后左腿小腿和脚掌的肌肉，有助于康复。
“你们不要总指责平台，他们也没有犯错，谁也没规定他们必须为我垫付医药费，我身体好了肯定是要继续送外卖的。”向建军总是这么叮嘱想要在各个渠道想要公开他故事的学生、记者。
向建军在吃饭。杨书源摄
从很多方面看，向建军送外卖，既是为了生计，也关乎热爱。他42岁的人生里就干过两个职业：理发师、外卖员。用他的话说：“前者我不感冒，后者我多少有点天赋。”
向建军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把他送到市中心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10年还是个撇撇（不太合格）手艺”。创业失败之后，他辗转来到上海的理发店，但是，撞上疫情，理发店的顾客锐减。
向建军眼看着还不上债，跟着别人涌入外卖行业。
最多的时候，向建军一个月送外卖能挣1万元出头，都是他半夜跑配送，一单十元二十元挣来的。但是今年，向建军觉得，也许是送外卖的骑手越来越多，外卖行业突然变“卷”了。平台记录显示，10月份，他送外卖的总收入为7069.70元，他交房租、吃饭、还债之后，一分钱也没剩下。
尽管如此，向建军还是喜欢送外卖，这和“以送外卖为生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把平台给他派发的长距离配送单视作他努力工作的犒劳，觉得平台“多少是看重我的”。面对收入下降的事实，他说：“等我发掘一下自己的潜力，跑到1万元以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跑不到钱，是自己努力不够，和平台没有关系。”
在程栗最初在小红书上发布的那条为向建军求助的帖子下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向建军第一次注册了账号并写下了他的评论“真的没想到，自己骨折了，居然这么坚强，背影还很帅！”
在几天的接触中，学生们对向建军的印象是健谈、爱笑，但是受伤后却几乎没有朋友来看他。他和王岭聊到他新认识的女友。他说了自己的伤情，但女友却说工作很忙，不能来照顾。王岭笑了，说：“那这就是对她的考验。”向建军点头说：“对，她没有通过考验！”
回忆起这次骨折，向建军用得最多的句式是“多亏”：多亏有学生帮忙；多亏自己当时戴了个护膝……
这种自我开解的心态，一度让帮他的志愿者费解：为什么一个人在工作时受伤了，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是不断寻找自洽？
实际上，从进入社会就游走于基础服务业的向建军，很少有向社会保障体系求助的机会。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基本“五险一金”都是奢望。在上海的一家理发店工作时，老板曾提出由店里承担大头，给向建军上社保，但向建军不干。这样，他每个月能省下两三百元，能尽早还清银行的债务。
让人意外的是，当被问起受伤后最失望的时刻，向建军没有说筹集医药费的艰难，而是提到，平台没有把他摔倒后的超时订单取消。“这是举手之劳，如果不取消，我就会在系统里被降级、扣分……”
外卖平台上显示，受伤那天，他因为“超距离点送达”收到了平台发出的两份罚单，一份扣款10元，一份扣款11元，直到事发3天之后，平台才取消了这两笔罚单。
谁才应该是“第一顺位”？
手术后，在医院只住了3天，向建军回家了。医院账户里筹来的钱几乎用光了。康复的费用没了着落，平台承诺的医药费还没垫付进来。
向建军选择了妥协：“我回家自己也能康复。”
学生们专为他建的微信群，出院时，群里已经有19个志愿者了。
从发帖直到手术，学生们持续感受着这件事带给他们的“震荡”。程栗几乎天天扑在这件事上，每隔2-3分钟就会去翻看手机，一条接着一条地回复热心人的关心和建议。这占据了她所有课余时间，她疲惫不堪，不知道何时能抽身。
手术后，为向建军奔波了多天的学生们找到了社工专业的老师请教。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写下一份《骑手向建军救助交接事项》，一是把他们帮助向建军办理的各项事宜梳理一遍，二也是和这次求助做一个正式的告别。但学生们也很明白，签下这份协议并不意味着真正放下。
学生们的生活需要回到原有的轨道，但向建军的求助仍时不时来叨扰。“过两天换药，能不能出几个人？”“明天拆线，能来帮忙吗？”渐渐，向建军也从最开始的“不好意思开口”转变成了那个常常向学生求助的人。“是不应该总打扰他们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找谁……”
养伤的向建军也很尴尬：他接受的大部分援助，都像是骑手的社会保障体系暂时失灵时的“偶然替代”。对一个拿不出医药费的骑手，真正符合流程的救助体系，似乎也没有写在纸上的流程可以参考。
他有很多具体的困惑：是不是可以同时申报意外险和“新职伤”？多久能拿到钱？这几个月没有收入怎么过下去？
“建议出一个‘外卖骑手出车祸了应该怎么办’的帮扶手册。”一位志愿者在程栗发的帖下方留言。
向建军请朋友帮忙打印了一沓沓厚厚的资料，学习“如何一步步申请新职伤保险”。
向建军的宿舍。陈书灵摄
保险的赔付流程依然“难搞”。向建军也变得敏感——水滴筹的工作人员找他补充一些出院时的缴费凭证，他没理解，以为水滴筹要把之前的捐款收回去，愁得睡不着。
“不想报销款出任何差池，不想欠别人更多。”向建军解释。他在出院前凑了1000元先还给陈铮，想着“有一点还一点”。
好在，就在向建军焦虑之际，平台终派来了工作人员，和他讲述了大概的保险申报流程。12月初，他成功提交了所有“新职伤”的材料。
漫长的又一轮等待开始了。身体里的钢钉要长达一年的时间才能拆除。在家的这些日子，他甚至想过拄着拐杖送外卖，“就跑几单，体验生活的那种”，但很快又打消了念头，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谨慎些，“就像打游戏一样，好不容易留点血，别一出去几下子被人家秒杀了”。
出院不久，向建军在网络上看到了另一位北京骑手摔伤后医药费没有着落的消息。他没跟任何人说，悄悄捐了20元。
后来直到有人向他追问这件事，他才承认，“这没啥值得说的，我走过他走的路，他的医药费还没着落，比我更难……”
（文中程栗、王岭、刘彦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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