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家长用沉默作为回应。待妇女离开后，她放开声音吐槽道：‌‌“现在等得太久，这人想着挂上号再把孩子带来，在这儿借半天小孩了。她借也找个没打针的借啊，输着液、去挂号谁信？‌‌”说话间，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位妇女，看着她再次走向另一位家长，‌‌“确实也不容易‌‌”。毕竟这些家长大多也只是担心候诊时间太长，孩子再次感染。

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成立于1986年，侧重疑难杂症治疗，与首都儿研所同为京津冀地区儿科学术和临床高地，无论大病小灾，往往都是患儿家长们的首选。最近，由于冬季流感爆发，医院不得不打出‌‌“急诊必须带孩子‌‌”的要求，这才出现了前述‌‌“借小孩‌‌”的尴尬一幕。

就在这位妇女为了‌‌“借孩子‌‌”而奔走的同时，分诊台电脑屏上的急诊排号已经到了307位，工作人员不再敢承诺‌‌“几小时内能看上病‌‌”；而隔壁门诊部按照挂号系统的提示，本应已轮到500多号，但直到当天下午快6点，一位约到了549号的8岁患儿亮亮仍然没看上病。亮亮妈妈猜测，‌‌“可能是上午的号就没看完，又延迟到了下午‌‌”。

即使是习惯了每年冬季往医院跑的家长，也很难说说清，为什么在北京这样儿童专科三甲云集、医疗资源相对充沛的城市，‌‌“看个儿科突然要排5、6个小时的队‌‌”。数据带来的情况或许更加直观：据国家流感中心披露，2023年第46周（11月13-19日），全国哨点医院的流感样病例（ILI）达到205起，而新冠疫情前的2018、2019两年同期的数据分别只有17起和57起。

记者从多位医务工作者、医院现场的家长处了解到，今年冬季的儿科除人数激增外，还呈现出混合感染、临床表现加重等情况。

医院不停加号、患者混合感染更严重

人多、症状严重，这是北京儿科门诊这一波就诊高峰中最明显的两个表现。

11月23日，京都儿童医院院长孙媛在与记者谈到目前院内患儿感染情况时表示，医院目前每天的门诊量已经达到了3000人以上，和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多了将近一倍的量‌‌”。‌‌“现在医院几乎在举全院之力支持门诊，最大化收治感染病人，部分感染科的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130%。但即使是这样，依然有人挂不上号，很多排床的孩子还是收不进来。‌‌”

海淀区一家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何静已经连续加班一个月左右。她也明显感受到，当前，哪怕是在他们这样儿科不算强势学科的综合医院里，也很难再挂上号。‌‌“我们的儿科医生不多，原来保持每天1-2名医生出诊的状态，现在一天至少3名。过去在冬季流感旺季一天最多也就收到160-170个病人，现在每天都在230名左右。基本上天天都在不停加号，上午下午各加50人，再多也加不了。‌‌”

在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内，由于输液室已经无法满足患者需求，走廊楼梯、挂号机旁，支一张小板凳，拉一辆露营车，‌‌“简陋‌‌”版输液台几乎随处可见。许多人都是连续几天去排号。一位2岁患儿的爸爸称，第一次下午排队挂号说要等10小时，第二天早上8点赶在医院刚开始放号时排上了，但也等了2个多小时才看上病。

从病情表现上，多位医生都感觉到，今年的患儿症状比往年要‌‌“凶猛‌‌”不少。何静表示，不同于10月份支原体爆发时那样，11月后前来就诊的患儿‌‌“基本都特别严重，都在发高烧‌‌”：‌‌“肺炎、合并感染症状非常厉害，有些都高烧一周了，能用的药感觉都用完了，但就是看不好。‌‌”但在综合医院里，医生其实只能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治疗，特别严重的病例还是会建议家长转去儿童专科医院。

各类病毒混合感染是导致患儿病情加重的原因之一。11月21日，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王全意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儿童呼吸道流行疾病就诊的前4位依次是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肺炎支原体。

孙媛对此深有感触。在她的医院里，目前‌‌“混合感染的孩子很多，就像‌‌”大杂烩‌‌“，而且症状比往年严重很多。‌‌”‌‌“甲流混合支原体，再加上各种病毒，此外百日咳、手足口等常见的冬季儿童传染病也在增加，还有一部分新冠复阳的病例。‌‌”

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今年冬天的儿科流感这么严重，一部分原因也是在偿还过去三年的‌‌“免疫债‌‌”。简单理解就是，三年的隔离有效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切断了病毒传播链，因此人群流感率降低，但抵抗力也随之下降。‌‌“放开‌‌”之后，导致病毒趁虚而入。

与记者交流的医生大多认可这一说法。‌‌“前几年上网课时，小孩子其实没什么接触传染的机会，现在线下复课导致传染源增加了，开学以后基本就是有一个，就能传染一个班。‌‌”

另有医生观点认为，新冠病毒本身是否会对免疫功能造成影响，目前一直没有明确定论。11月21日，北京市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第46周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病例已突破3.7万例，环比上一周增长152%。

患者分流难落实，儿科医生是最稀缺的资源

一家儿科门诊出现挤兑，能不能将患者分流至其他的医院？

记者收到的每一个回答几乎都是：办不到。‌‌“现在不是家长更信任儿童专科、三甲医院的问题，而是哪怕在普通的综合医院、社区医院，也都看不上病。‌‌”近日，互联网上一则广为传播的消息称，北京一家头部儿童医院，家长因为无法忍受过长的等待时间选择报警，但当警察想连续周边其他儿童医院分流患者时，发现这些医院也都停止接诊了。

记者了解到，北京多家医院目前都在尝试做流程优化，减少候诊时间。比如何静所在的医院开始提前开化验单和检查，不必再等到看诊之后；也有医院尝试推介互联网医院用于复诊等环节。

不过，也有医生对此认为，互联网医院虽是好办法，却也是‌‌“需要医生的‌‌”，而各家医院当前最核心的难题就是儿科医生告急。

这的确是‌‌“超出所有医生预期‌‌”的一年。

在他们过往的行医经验中，儿科疾病具有典型的季节性，医生由夏天的流感淡季转向冬季传染病高发期时，‌‌“都能有充分的准备承接各类情况发生‌‌”。‌‌“今年算得上过去10年里最特殊的一年，从3月甲流之后到现在为止，儿童感染的病人量几乎没有明显下降，医生持续高负荷运转，直到10月份又迎来一个爆发期，整体压力非常大。‌‌”孙媛介绍称。

更何况，在较为特殊的儿科领域，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够被调来做支援。‌‌“儿科不像大内科，许多科室都可以支援，很多人不敢看儿科，基本都是我们自己在顶着。‌‌”何静表示。

从国家流感中心监测数据来看，2023-2024年周期内全年ILI情况整体高于过去三年的水平图源：国家流感中心流感监测周报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呼吸科医生向记者介绍称，原本按照挂号系统规定，只有满18周岁的患者能够挂呼吸科。最近因为儿科看不过来了，医院不得不放宽儿童挂呼吸科的政策，但‌‌“最小也就是8、9岁了，因为再小我们（成人医生）就看不了了‌‌”。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由于收益少、强度大，责任又重，儿科在综合医院内的科室建设一直偏弱。即便是在北京这样医疗资源发达的地区，各综合医院的儿科科室和儿童专科的诊疗能力之间也还是‌‌“差距很大‌‌”。于是，当患者骤增等‌‌“未曾预判到的情况‌‌”突然出现，而医生资源又有限，培养新的儿科医生又需要时间成本，这一过程中必然爆发矛盾。‌‌“儿科爆满‌‌”现象从根源上来说，或许也是长久以来医疗系统对儿科学科忽视的结果。

但至少在目前，儿科医生们都没什么心思从学科建设上去找原因。孙媛坦言，由于候诊时间太长，部分患儿家属已经对医务人员‌‌“有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何静也表示，现在不光接诊压力大，儿童患者病情变化快，又不会表述，患儿家长在焦虑的情况下就会把矛盾点转向医生。‌‌“几乎天天挨骂，被骂完紧接着就是被投诉。但在当前的体系中，医生其实是没有申诉通道的。‌‌”

‌‌“我们也希望尽快给孩子看病，但在医疗资源上的确也已经尽了全力。还是希望社会、家长能多一些理解。‌‌”孙媛表示。

我一个朋友在工作选择上，经历很长时间内耗。

他学历比较高，面临选择多样。外资企业承诺干够几年提供北京户口、科技企业发展速度比较诱人，晋升机会多、还有个别国资投资企业，比较稳定。

这些看起来挺好，但他确定性极强，喜欢把未来一切规划好。比如：再次跳槽，两年内要做到某职位、达到什么薪资水平；个人生活上，希望33岁可以结婚，还不能耽误工作，正是这种既要又要，让他纠结很久，我听着都脑袋大。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中，我们都会遇到类似情况。

就像：朋友跟你说，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可待一段时间还是老样子。你在公司干够3年，就稳定了，结果还没两年，公司黄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种‌‌“画饼‌‌”的表现，画饼技术不分大小，别人给你画，你也会自己给自己画。之所以屡试屡爽，是因为‌‌“人喜欢基于未来看现在‌‌”。

01

这种凡事看未来的倾向，对选择有帮助吗？未必。为什么？不妨思考下：当谈及未来时，到底在谈什么？我觉得用五个字总结即：自洽的逻辑。

为什么？

人们在思考未来时，往往基于自己的知识、经验、情绪和信念四个因素来构建一个未来图景。

这个过程，是大脑处理信息的一种方式，意味着面对众多可能性，倾向选择那些与现有认知、情感状态相一致的情景。

比如说：最近某人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他的大脑会因为积极经历，倾向于预期未来事业发展的同样顺利，他所积累的知识、经验都在告诉他，成功完全有可能。

同时，情绪会增强积极预期，信念系统会支持‌‌“只要付出就会有好结果‌‌”的观点。因此，规划未来职业道路时，他会不自觉地忽视遇到的困难，更多关注能够延续当前成功的机会。

这正是所谓的‌‌“自洽的逻辑‌‌”。

这个逻辑下，是大脑为了保持过去经验与未来预期的一致性，做出的选择，也是面对未来时，维持稳定，和连贯性的一种自然心理机制。

所以，知识、经验、情绪、信念这四个因素非常重要。它们一直按照顺序逐步影响着每个人。

不信你看：

出生到融入社会过程中，知识最早进入大脑。老师在课堂上讲述梦想的重要性，你可能完全不能理解‌‌“梦想‌‌”到底意味着什么，但这个概念，已经悄悄在大脑中扎根。

我还记得小时候老师问我们：‌‌“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回答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那时，我都不清楚科学家具体做什么。

正是这种早期接触的知识，激发了我们对未来的好奇，促使每个人都积极地探索未来。

进入大学，我们的认知开始经历新转变，这一点，在毕业选择工作时尤为清晰，我们倾听前辈们的建议，力求选择与专业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希望尽量避免走弯路。

真正步入职场后，每个人开始根据实际经验，来调整对未来的期望。这时，你会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于是，想要的东西也开始发生变化。

我们想要的会变成：

朝九晚五稳定的工作、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达到特定职位、赚更多钱、实现个人价值.....

这种转变标志着，第一次地为自我实现而努力，开始在个人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然而，生活不会一帆风顺。

工作不顺利、职场PUA、繁熬夜、加班，难搞的KPI，时时刻刻影响着一个人状态，你的情绪会发生新变化，潜移默化改变了信念。

有的人机遇好，年轻有为做上了leader，对未来的追求感越来越强，有的不懂人情世故，加上原生家庭固守的思维模式，变得更加现实谨慎。

最终，为了自洽，不得不再次调整目标，从而，对未来的幻想也随之发生变化。

因此，当谈及未来，实际在寻求自洽、确定感。源于对即将到来的生活有序、可控性、以及明确目标的追求，一种安定预期，按照计划发展的感觉。

02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担忧。担忧生病，考试不合格、找不到对象、结婚后压力大，一切潜在跟自己有关的都会发愁，最可笑的是，一些不相关的也会担忧。

比如：担心无法达到领导要求，会失去工作；一旦失去工作，又怕找不到新工作。

事实上，担忧和不担忧，对事情结果并没有实质性影响。那些注定要发生的事，还会发生，不会发生的事，不论怎么样也不会出现。

话说回来，如果事情真发生了，你之前所有美好时光都浪费在无谓担忧上，如果事情没有发生，那么，之前的担忧更是白费了。

这些被别人强塞进自我大脑的内容，是别人的自洽和对未来的设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忽视了最关键的‌‌”中间部分‌‌“。

我们应该思考：到底多大房子，才能满足生活需求？买不起大房子，租房子是否是一种可行选择？当前工作不满意，究竟应该寻找怎么样的工作，才能感到满意。

通用电气前高管伊恩·威尔逊（Ian H.Wilson）说过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你所有知识都是关于过去的，你所有决策都是关于未来的，不管你考虑的未来有多美好，它都充满不确定性。

因此，第二步，就得保证选择是确定的，不是透支的。

举个例子：

想象一下，你不想上班，未来想开一家咖啡店。可目前手里资金并不充裕，于是，你选择一条冒险的道路——用所有积蓄加上贷款来开这家店。

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反应，和个人经营能力。你把现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计划中，正是一种透支行为。

如果你选择先在一家咖啡店工作，积累一些实际经验又攒一些资金，然后再考虑开自己的店，这是一种更为谨慎的打折做法。

打折，更注重可行性，减少了风险，也为想要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简单来说：

透支未来像一种冒险。你用有限的现有资源去赌未来可能会怎样，这充满不确定性。因为你不能完全掌控事情走向，往往需要依靠外力来实现目标。

与之相对，打折则是一种更实际的方法。当你意识到目标无法完全实现时，你会选择一个中间方案，以求部分成功。

两者区别是，透支行为更多地侧重于冒险和依赖外部因素，而打折则着眼于现实情况和潜在的挑战。透支是一种投机行为，而打折则是一种‌‌”妥协和让步‌‌“。

注意，做出选择时，感性和理性总是共同起作用。感性关联着情感直觉，理性则涉及到包容力和承受能力。现实中，绝多数人会被理性忽悠，做着‌‌”透支‌‌“的事。

比如：

买房。将自己和老家所有积蓄，甚至未来收入都投入其中，孤注一掷，还要过度贷款，总想着未来某个时间点，房价上涨，能弥补初始投入。

现实是，个人没有足够增值潜力来应对这种投资，最后把自己套牢进去，面对巨大贷款压力，啥都不敢做。

创业。基本道理都理解，知道应该遵循市场最小可行产品（MVP）原则逐步发展。

实际操作中还是缺乏耐心，一上来就投入所有精力、财力。你以为‌‌”全部梭哈‌‌“能大力出奇迹，最后却带来反向结果。

职业发展也是。许多人明白，随着年龄增长，应该早点规划职业路径，因为一旦失业，再找机会越来越难。

可现实就是，沉浸在未来的幻想中，期待未来有所转机、掉个馅饼。这都是外部信息制造的混乱，看似理性，实则感性。

03‍

想改变这种没啥效果的‌‌”假未来‌‌“讨论，就要有一套原则，来指导现在的行动。那么，怎么知道对未来的期望能不能实现？

你肯定会说：‌‌”注重当下‌‌“，没错，这很重要。但我觉得，还有四个原则：

1. 强关联的

当考虑未来时，要确保你说的未来，与当前生活、工作和环境紧密相关。这种强关联性，能够确保讨论和所得计划，不脱离现实。

比如，你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你对未来的思考，应该与目前工作、行业发展趋势紧密相关。关联性越强，能够得到的见解和价值就越大。

也就说，你得知道某个模块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希望什么时候出现。有具体想法，再去请教那些‌‌”近期‌‌“已经实现此类目标的人，不要太宏观。

2.脚踏实地

拥有强关联，你还要远离假大空，这一点原则在任何事情上都成立，无数次历史和事实证明，脚踏实地是产出结果最好、最快的方式。

类似于，假设有一个技术从业者，在当前行业工作多年，现在想要进行职业生涯第二次跳跃，打算探索新领域、新角色。

这种情况下，脚踏实地意味着，在转变之前仔细评估自己的技能、经验，了解即将进入的新领域，并考虑转变可能带来的收入变化。

如果请教别人，对方跟你讨论10年后行业趋势、格局，这种讨论很‌‌”假大空‌‌“，对当前做决策没有实际帮助，反而使你在选择时陷入困境。

需要明确的是，宏观思考关注实际发生、已经发生的事情，假大空完全是正确的废话，看起来有道理，很有诚意，实际一点意义没有。

3.短期结果

你可能听过‌‌”输出倒逼输入‌”这句话，当一件事情有结果产出时，才会提高你的思考质量。基于未来看现在同理，也就说：你再怎么规划，也都存在积小为大的过程。

以一个简单例子说明：

目标瘦15斤，可以算作一个未来的规划吧。当开始看到短期的锻炼成果，比如体重轻微下降、肌肉线条初步显现时，这些成果反过来会激励你更加专注于锻炼。

如果一味地锻炼，不关注短期成果，很快就会失去动力和方向。很多人担心，未来计划过于宏大，怎么实现就成了一个难题。

这时候，你可能会寻求他人的建议，但是，你去请教别人时，所有信息不能全部接受，要分步骤、有逻辑支撑的去验证。

过程中你会发现，大部分人给到你的，只是一拍脑门，凭空出现的结论。你能做到这一步，即使再宏观的未来计划，也有清晰的路径出现。

4.反复谈论

第一次做某事，很难把它做好。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几十次做时，就会变得格外简单。难道是这件事难度变了吗？并没有。

变的是潜在熟练度和知识储备。一开始对大脑来说，它陌生无法识别，刺激次数多了，它就变成可识别的了。大脑中，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和结果储备，就能越来越容易举一反三，辨别结果是否有效。

而且反复谈论还有一个好处，熟练度积累后，会设别新的信息要素，甚至在不断的思考中，形成一套实现未来变化新方法。

所以，当思考未来时，应该从心里问，我在思考关于未来的哪个模块，目的是什么？假设为了更好地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化，这四条应该能帮到你。

再次提醒的是，任何一个关于未来的设想，都是一套自洽逻辑，自洽中一定会考虑个人利益（不至于金钱），行动时，别忘了想想你是孤注一掷，还是减少了风险，注重可行性。

总结

未来，藏在今天里。

很多事情并不遥远，我们把它想的太抽象，也就变得遥不可及，你的思路，总在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中打转，是没办法前进的，揪出来，把它量化。‍‍‍‍‍‍‍

(节选）

四喜丸子是大席菜

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是中学的同学，后来还有媒人想介绍给我。她家里是做屠宰肉铺生意的，是我们那小镇定点的的一个屠宰厂，除了批发也自己经营零售，乡邻也常去她家买肉。

有一次，我去她家里买肉，正好看到她与她二叔在院子里追一头大猪，那猪可大，不得有四五百斤，不像是现在吃的小猪崽子。她挽着袖子，健步如飞，瞅准了时机，猛的扑出，双手揪住了那大猪的耳朵，双膀一拧，哐铛一下，把那大猪掀翻在地。她二叔麻利的拿麻绳捆了，行云流水，绝不是第一次干。

我忍不住鼓起掌来，她一下子看到我，有些脸红，笑了笑，去准备刀子杀猪了。在阳光下，她的头发毛茸茸的，很好看。

她家里最著名的是酱货，一是酱猪头，二是酱猪蹄，三是四喜丸子。

她家的酱猪头酱猪蹄并没有什么祖传的手艺，就是炖的烂糊，用柴锅烧，木柴多是附近果园淘汰伐下的桃树，一口大柴锅也是跟下乡的铁匠定做的，直径大的吓人，怕不是得有一米七八，我整个人躺进去都不用太蜷腿儿。

那一锅能炖下十几个猪头，几十个猪蹄子，其余猪肝肥肠也都一起酱着，我们那里跟北京不同，是不吃猪肺的。一锅老汤红亮清澈，从开业到现在没有绝过火。

那酱猪头热的时候能酥烂到什么程度呢？她家切猪头不用刀，直接用筷子，你看上哪块儿，耳朵还是猪脸拱嘴，拿一双大筷子直接劈下去，最后一挑，拿一张大油纸垫在台秤盘子上，称完拿麻线一扎，你得赶快拎着往家跑。一般我吵着吃猪头，我妈这时候就已经在家烙饼了。大铁鏖子烙单饼，后来看到红高粱里朱亚文吃拤饼，我看是一个东西。

到了家，饼刚从鏊子上揭下来，我妈拿赶饼的抷子挑着，我卷上猪头就吃。单饼整体柔软，却又很神奇的有一点脆皮，混合着软糯咸香的猪头肉，糊嘴巴的香，吃到最后手被胶质粘的张不开，头直晕。从小到大这套流程已成固定，近乎一种神圣仪式。

那还有猪耳朵呢，放凉了拌葱丝，嚼起来嘎吱嘎吱的响，那种声音是深入颅内的，吃完你甚至都有种耳朵变大了的错觉。加上山东的葱甜，也脆，一红一白，香油一拌，天作之合。我大爷骗我喝的第一杯白酒，就是拿葱拌猪耳朵送下去的，我现在这么爱酒，这道菜当负首责。

后来全国各地去的多了，发现了一件异事，无论是成都武汉还是北京上海，烧烤酱卤的猪蹄儿都只有一扎来长，擀面杖粗细，还都劈开来做，小手张着被码的整整齐齐，看起来可怜无比，那些可爱的小猪绝不会成年。无论谁说多么美味儿，我都下不去嘴，想着就可怜。

还得是她家的大猪，蹄子一个足足斤半，皮厚筋多，吃起来无比费牙，绝无任何体面可言，要说有什么特别，也似乎没有，只是单纯的香。双手抓着，一边啃一边吐骨头。人说山东响马多，都是被啃大猪蹄子的形象给毁了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切都得大，如果你见识过胶东的大馒头，你就能体谅山东人的饭量，锅多大，那馒头就得蒸多大。

一般家里没有吃米饭的习惯，但凡吃米饭都是当菜吃的，也是因为四喜丸子。四喜丸子是大席菜，各地有各地的做法，但多是先炸后蒸，或者炖。孙家的丸子每天不多，都是卖肉剩下的好肉碎，肉边儿。每天攒个几斤，她爹便剁成肉丁儿，绝不能剁太细，马踏湖的脆藕也切丁，最重要的是要搓碎几个馒头掺进去，最后蛋清一和，捏出丸子来，下板油一炸，眼看着拳头大的肉丸子，在油锅里翻滚一会儿变成枣红色，然后滴溜溜的再冒出来，油锅里像是洗着一群小和尚。一般我买就是包圆儿，有时候放学我就跟她一起走，提前让她跟家里给我留，回家上锅蒸几下就可以了。

大丸子松松软软，肉丁虽然烂糊但也能吃出恰当的口感，最绝的是吃到藕丁，大概是南方荸荠的味道，不如那么脆但是比那个艮。

那大丸子拌上米饭就着能吃三四个馒头。

有一回我去买肉，她站在柜台后面吃脂渣，她递给我一块，我们俩咔嚓咔嚓的吃着，说起志愿，我那时一心想搞艺术，后来学画去了济南。她学习极好，去了北京读农大，再后来听说去当了兵。

后来还曾有好事儿的媒人介绍过，

但我们都没回应。

都很好。

卧床的时候，朱令手里也捏着握力球锻炼

朱令案为何值得关注

我是在2013年复旦投毒案后开始关注‌‌“朱令‌‌”这个名字的。散落在网络上的信息大致可以拼凑出以下内容：朱令，原本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大三，1994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被投重金属元素铊，毒素侵入她的大脑、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造成终身残疾，嗓子再没法发出声音，智力也退化到了孩童阶段。

彼时朱令案已结案，但真凶并未落网，被列为中国几大悬案之一。朱令成了一个符号，每隔几年会再度出现在舆论场，网友们抱着极大好奇和愤怒追讨真相，也试图帮助朱令。每年的11月24日，都有人记得她，祝她生日快乐。我好奇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关注朱令，在无能为力的事实面前，这些投向朱令的目光意味着什么。为了找到答案，秋末冬初的这段时间，我几次走进位于北京六环外的疗养院探访朱令和她的家人。

我到的那天，朱令意识到房间里来了生人，努力将面部肌肉向上拢到颧骨处，像是在微笑。

‌‌“令令跟你打招呼呢‌‌”，顺着护工的目光，能隐约看到她的左手稍稍抬起，微微晃动，食指上的血氧夹也跟着轻轻晃了两下。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着照进来，落在她被加热过的石蜡包裹着的双腿上。因为长时间不能站立，腿部已经萎缩到胳膊般粗细。2011年，她的气管因肺炎被切开后，经历过数次肺部感染，又先后患上了糖尿病、肺部肿瘤，直到这一次发现脑瘤，直接被宣判。

往年朱令的生日，父母总要为她准备一小块无糖蛋糕，但从不跟朱令提及这是多少岁生日。近几年，连生日也尽量不提了，‌‌“怕她觉得自己年龄这么大了，又触发伤心的东西。‌‌”

‌‌“能过50，还可以‌‌”，吴承之一连说了几遍‌‌“还可以‌‌”，‌‌“两次被投毒，她不单能活下来，还活了30年，这些都是奇迹。‌‌”而在清华校友张黎利看来，朱令的50岁还有另一层意义，‌‌“她活着本身就是在抗争，也在提醒大家，不要遗忘。‌‌”

11月19日，张黎利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朱令病危的消息。吴承之告诉他，‌‌“已经做好准备‌‌”。‍

而就在前一天，他才刚刚录制了祝朱令生日快乐的视频。

新的不幸

朱令最近一次上热搜是在2023年年中。

她查出了脑瘤，被看作‌‌“命运又一次给这个家庭的残忍一击‌‌”。

这个家庭确实遭遇了太多不幸。吴承之和朱明新原本有两个女儿，姐姐跟父亲的姓，叫吴今；妹妹随母姓，取名朱令令。两个女儿同样优秀——吴今精通芭蕾、钢琴、英文，曾以北京市前十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却在1989年4月，和同学在野三坡春游时，失足坠崖离世。相比沉稳的姐姐，妹妹朱令更活泼灵动。她从小学到高中一路保送，直至上到清华。她是北京市二级游泳运动员，擅长古琴。铊中毒后，朱令幸存下来，尽管终日卧床，但已经是父母仅存的寄托。

去给吴今扫墓时，两位老人总要告诉大女儿，‌‌“你放心吧，令令现在很好‌‌”。

《朱令的四十五年》一书作者李佳佳将这一家三口比作‌‌“铁三角‌‌”，‌‌“不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他们都靠着彼此支撑，跨过一个又一个坎。‌‌”

写书之前，李佳佳先后采访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的接触中，朱令父母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平和，从未表现出大悲大喜。一次吃饭时，朱明新讲了一句，‌‌“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是幸运，有的人就是不幸‌‌”。李佳佳记得，她是面无表情讲出这句话的。

新的不幸来得突然。今年4月，家人注意到，朱令总摸后脖颈。朱明新问起，她用口型解释说是脖子不舒服。于是她被带去拍颈部CT，因为她躺不好、总晃，医生干脆连头部一起照了CT。结果显示，脖子没问题，脑子里意外地被查出有几个瘤子。

之后，她又被带去友谊医院做加强核磁，确诊了脑瘤——大脑皮层下多发高密度结节，大者位于右顶叶后部，大小约1.8cmX2.3cm。至于是良性还是恶性，还要做进一步活检。

医院很紧张，四处请专家会诊。‌‌“医生讲，到这个程度就很危险了，随时可能出状况。如果突然出现脑水肿，人就不行了，抢救都来不及。‌‌”朱明新向我转述医生的话，‌‌“可能都活不过10月‌‌”。

朱令的家人拒绝开刀做进一步活检，他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只想让女儿过得舒服点儿，‌‌“不想做任何伤害性治疗了，又穿刺又化疗的，整个跟活死人一样。‌‌”

整个10月在平静与提心吊胆中熬了过去。朱令并没有出现医生起初判断的呕吐、吃不下饭或是突然昏迷，她每天脱机（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的时间甚至还从一两个小时延长到了四个多小时。但脑部CT显示，肿瘤还在一点点长大，再结合越来越衰竭的呼吸和消化，医生从未松过口，‌‌“一直很危险，瘤长大了，压迫到神经的话，人会突然不行‌‌”。

这个家里，82岁的吴承之总是那个要乐观些的角色。他觉得，女儿虽然躺着不能动，但表情大多时候是放松的，精神挺好，跟人打招呼也乐呵呵的，‌‌“她觉得挺舒服，这不就可以了吗？‌‌”

想要让朱令过得舒服且体面，需要极其细心的护理——她下不了床，就要掌握好她的小便规律。大概到时间了，得赶紧把尿垫换掉，不然容易生褥疮。平时每周洗一次澡，夏天两次，最近不能下床，身体每天下午都要擦洗一遍，保证清洁。

吴承之身体也大不如前，长时间行走需要推着轮椅

在我采访的这段时间，吴承之总会细心地把板凳和水放在轮椅上，推出来给我，喊我坐到湖边的阳光下聊天。他不擅长拒绝，也说不出什么重话，但会非常明确地禁止媒体在病房里拍摄朱令的任何照片和视频，因为‌‌“令令现在不太好，不想让大家看到她现在的情况‌‌”。

李佳佳在书中也提到，尊严这个词，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是一条始终隐隐存在的线，‌‌“两位理工科知识分子，把悲伤和痛苦小心地遮盖好，体面而不卑不亢地保护和支持女儿体面而不卑不亢地生活‌‌”。

每次见面，吴承之都会告诉我，令令的状况又好了一些，比如脱机时间比上次多了一个小时，可以尝试着将定量的盐水糖水通过胃管输进去。甚至有一天，她没有用开塞露就能大便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慢慢恢复的过程‌‌”。

至于脑瘤，吴承之觉得，‌‌“就看她自己的生命力了，顺其自然。‌‌”

吴承之自己身体也不那么硬朗了。2020年，他在老年医院体检时，发现右肾有一个大囊肿，医生建议做肾脏切除手术。他带着厚厚一沓CT照片、病历和一包洗漱用品去了友谊医院，得到了医生‌‌“保守治疗‌‌”的建议，他也就‌‌“没再管它‌‌”。

‌‌“我都80多了，肿瘤长大的速度和人衰老的速度，还不一定哪个快呢。‌‌”吴承之的原则是，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后来碰到当年老年医院的医生，对方告诉他，如果当时将右肾拿掉，能保证存活5年。如今三年多过去，肿瘤还在慢慢长大，但吴承之似乎也感觉不到。

他会把自己这段经历拿来和朱令的比。‌‌“跟我的肿瘤一样嘛，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干吗要挨那一刀呢？‌‌”他进而又谈到人的生命，‌‌“就像一棵树，从来没有笔直光滑的树，都是这里歪一点那里凸一点。人也一样，没有完美的生命‌‌”。他觉得，朱令靠着自己的生命力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生死关头，这次也能挺得过去。

‌‌“忍着‌‌”

在吴承之的记忆里，这30年，所有事都是以医院为坐标发生的。讲述起某件事时，他总会以‌‌“在XX医院的时候‌‌”作为开头。他算了算过去30年经历的大事，都跟疾病有关——非典和新冠，朱令的几次病危，自己经历的一次脑梗、一次肠梗、一次药物中毒，朱明新经历过的一次脑出血，‌‌“想想30年也很快，都过去了。‌‌”

对他们来说，一切又彷佛停滞着，生活一成不变，他们至今也没等到铊中毒案在法律上的真相。朱令的身体状况反反复复，经常是刚有起色，又被一次肺部感染打回原地。

最近的这次卧床快两个月了。

这缘于另一场危机。9月底降温，朱令感冒了。一场高烧后，血液里二氧化碳含量直接飙到80%，人基本处于昏迷状态，呼吸和消化都‌‌“不太行了‌‌”。对她来说，即使是普通感冒，都可能致命。2013年以前，她因为肺部感染，屡屡被下病危通知，几乎每年一次。

住进疗养院的这10年，吴承之和朱明新的生活全部围绕朱令的时间表展开，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他们没再回过位于北京方庄的家，用吴承之的话说，‌‌“令令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前阵子朱令还能进食和康复的时候，每天早上七点，要帮她咳痰、小便；接着煮饭喂饭。她胃口很好，每天早上喝一包牛奶吃两个鸡蛋白。上午八点，到对门的康复大厅做锻炼，躺在器械上蹬半小时腿；接着回病房，利用清华校友捐赠的外骨骼机器人设备‌‌“走‌‌”半个小时。之后，按摩师会到病房给她的肌肉按摩20分钟，接着是康复大夫来训练她用口型讲话。

她可以说话，只是发不出声音，需要凑近读她的口型，但只有熟悉的人能读得准。我第二次去看她的时候，护工告诉我，她在跟我说‌‌“你好‌‌”，还表演了30秒内算出1000以内的加减法。

接下来的午饭时间，在朱令还能进食的时候，她一般会吃半个馒头，100克肉，加了一点油和盐的蔬菜。她爱吃饺子，一顿能吃15个；也爱吃鱼，每次吴承之都吃鱼头和鱼尾，把最鲜嫩的部位留给女儿。自从朱令卧床不能吃饭后，吴承之也便没吃过一餐鱼。

下午时间一般用来晒太阳和康复，就这么忙忙叨叨到晚上九点多，护工会给朱令戴上一个小型呼吸机，好让她睡得舒服些。凌晨十二点和两点，朱明新会和护工起来帮她翻两次身。

这些平淡枯燥的日子，对朱令一家来说尤其珍贵。这意味着，朱令的身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处在平稳期。平稳日子过了好几年，朱令也的确有了些肉眼可见的进步——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从站立姿态慢慢坐到医生腿上，然后重新站直；她逐渐能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头脑也清醒了些，会乐呵呵地动动嘴唇，跟人做些简单交流。

吃是朱令的一大乐趣，她尤其爱吃甜食。因为她有糖尿病，头几年，老两口就先给她喂降糖药，再让她享用甜食。后来，担心食物进入气管导致肺部感染，医生禁止她吃饭。为了让女儿生活质量好一点儿，父母把饭菜打成糊，像照顾孩童一样，一勺一勺喂给她。

尽管智商也退回到了孩童时期，但朱明新能感觉到，‌‌“令令变得懂事了‌‌”——最近，她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还能状态饱满地和进病房的人打招呼，笑眯眯地回答各种问题。以前可不这样，她不乐意或者难受了，会哭，会不搭理人，会晃动床栏杆发脾气。

她的记忆似乎也停在了出事前。刚生病那几年，她发脾气时会问，‌‌“我的书呢‌‌”，还惦记着要回学校做实验。有一次，朱明新跟她聊到大学同学出国了，朱令突然情绪失控，声音嘶哑着喊，‌‌“真是莫名其妙，活见鬼了，我不活了‌‌”。有时候听到从前听过的音乐，她也会哭。

朱明新觉得女儿现在是在‌‌“忍着‌‌”，她心疼这份‌‌“懂事‌‌”。也因此，他们尽量避免在她面前提及过往，怕触及她伤心的事情。即便是每年的生日，也可以忽略不过。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吗

50岁的朱令更像一个小孩，大家都叫她令令，拖长了尾音跟她讲话。知道她爱美，护工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小美‌‌”。她听了就乐，但又拒绝接受，‌‌“我是朱令令，不是小美‌‌”。

曾经的朱令，是人人都会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她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从小生活优渥，她又聪慧，从学习到音乐再到运动，样样出类拔萃。在尖子生云集的清华，她成绩优异，还是民乐队的台柱子。

化学系学妹赵婷（化名）在1994年新年晚会的舞台上见到过朱令，当时她披着长发，用古琴弹了一曲《阳关三叠》。‌‌“音乐和她都太美妙了，一点不夸张，就是女神级别的。‌‌”

一年后，赵婷在学生食堂再碰到朱令时，她戴着棒球帽，没了头发。当时大家只知道朱令得了怪病，突然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视力模糊，吃不下饭，但没人知道背后的原因。直到2005年，天涯论坛一篇名为《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的网帖出现，指称朱令疑似被同宿舍的孙维投毒所害，这件事情才被更多人知晓。

从朱令第一次发病，到确诊为铊中毒，历经了6个多月。1995年春天，她又发了一次更严重的病，浑身剧痛，头发掉光，人完全陷入昏迷，住进了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间全身换了8次血，也未能查明病因。

那是一个互联网尚未普遍启用的年代。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拿着她的病历复印件，在北京大学的机房，向全世界发出了求助邮件。几天内，来自各国医学界的邮件雪片般发来。在朱令父母记载的日志上，这样写道，‌‌“在三百九十五份中，有二百六十六份认为是中毒，其中一百零六份明确提出可能是铊盐中毒。不断收到‌‌‘请尽快为朱令检测铊’的邮件。‌‌”

这是早在朱令就医之初，便被排除掉的病因——清华大学提供的朱令在校期间重金属接触清单中没有铊，且协和医院也没有能够检验铊含量的仪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朱令父母再次提出恳求，他们将朱令的各种身体组织成分送到了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震阳处，检测结果显示，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已经超过了致死量的40%。

从朱令第一次被门诊怀疑为铊中毒，到最终被检测报告确定，整整过去了52天。

病因明朗后，吴承之花40多块钱，买了10瓶对症的解药普鲁士蓝。而此前大半年，朱令住院检查治疗的账单已经累计到了50多万元。用药后，朱令体内的铊毒解除，保住了性命，但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对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确认为中毒后，朱令家报警，案件被定性为刑事案件。

1995年年末，警方告知朱令家人，‌‌“已经有了嫌疑对象，开始短兵相接，窗户纸一捅就破了。‌‌”他们还透露，唯一嫌疑人，就是朱令的同宿舍室友孙维，她也是化学系唯一能够合理合法进入有铊实验室的本科生。

但朱令家人至今没能等来案件实质性进展——朱令的宿舍两次失窃，她的洗漱用品和其他可能有关的证物全部丢失，而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无法给嫌疑人定罪。

20多年后再提及当年，朱令父母的表情中没有愤怒、沉重或任何与悲伤相关的情绪，‌‌“事情捅到头了，已经是这个结果，还有什么办法？‌‌”吴承之淡淡地说。那段时间，为了给女儿讨公道，他们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去信访部门上访，给最高法院院长写信。吴承之所说的‌‌“捅到头‌‌”，是指2007年公安部给政协委员的复函——当年，国家地震局前局长、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陈章立与另外二十余名政协委员递交联名提案，重提朱令案件，要求信息公开。政协随后转交公安部处理。最终，公安部在回复中提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委政法委曾召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三长会议‌‌”，会议认为，鉴于直接证据不足，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最终‌‌“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结办此案‌‌”。

再提到嫌疑人孙维，吴承之的语气也是淡淡的，‌‌“这些年，我估计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吧。‌‌”

相比吴承之的淡然，朱明新偶尔会抱怨两句女儿的性格，‌‌“她第二次中毒前，躺在宿舍，人家打来的水她就喝，也不管人家高不高兴，没心没肺的，好像就缺那么一根弦。可能就是因为缺了这一块，才造成了她的悲剧。‌‌”

朱明新之前说过，自己有两个心愿，真凶归案和朱令康复。对于前者，她不抱希望了。至于后者，眼看着朱令一次次病危，她只希望‌‌“能少一点儿痛苦送走她‌‌”。

只要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有意义

而更多网友和朱令的同学们没有放下此事，李佳佳记得，一个一直关注朱令的网友给她留言，‌‌“从未遗忘，不敢遗忘，希望有生之年看到真相‌‌”。

张黎利是朱令的清华校友，也是孙维的初中同桌。2013年，他在报道上第一次得知此事，当晚，他梦到自己在清华上自习，孙维拿出零食放在桌上给他。他猛然惊醒，一身冷汗。

那之后，张黎利找到吴承之，详细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并在一个小范围的校友群中呼吁大家成立了华霖基金会，在资金、技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支持朱令一家。每年，他会将朱令一家的现状详细记录下来，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微博账号@帮助朱令也有10万粉丝，也会发布朱令近况和公示捐款明细。捐款留言中，不断有人祝朱令平安。

每逢朱令生日、父亲节和母亲节，吴承之和朱明新的手机上，也会收到网友们发来的问候。在吴承之看来，大家对朱令的挂念，已经成为一种朋友间出于感情上的关注。而过去30年，由于朱令事件在中国互联网迭代中反复掀起波浪，朱令一家的命运也随着网络舆论浮沉。

最初，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通过电子邮件给出‌‌“铊中毒‌‌”的答案，救下了朱令的命，她的故事也被当作中国第一例互联网求助全球会诊报道。志愿者何清在1996年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有关朱令的文章后，开始长期关注。2004年，帮助朱令基金会在美国成立，由朱令的大学同学童宇峰和何清等人管理，他们在海外举办音乐会为朱令筹款。

2005年，天涯网帖引爆舆论后，孙维本人亲自发帖澄清，并引来其余室友和部分同学的跟帖。网友们昼夜不停地发帖分析案情、站队、争论，甚至骂战。随后，央视花了一年多时间采访朱令一家，拍摄了专题片《朱令的十二年》，前后修改了40多版才过审播出。此后，更多人知晓了朱令的遭遇。

何清至今对朱令33岁生日的场景印象深刻——网友们在群聊的空间加上了音乐，有一首是朱令专题片结尾的那首歌。歌名她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自己泪流满面，为朱令难过，也为网友们为她撑起的一片小天地感动。

朱令再一次成为舆论焦点，是因为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同样的宿舍投毒事件，不同的是，凶手林森浩迅速被锁定并认罪。朱令的事也因此被再次提起。彼时，在方庄那套房子里，吴承之和朱明新接待了最多一拨媒体，光记者的名字就记了半个笔记本。记者来了，市里的领导也来了，在听了朱令一家的诉求后，市里敲定了安置方案，安排朱令到友谊医院进行体检，又召集了专家会诊，最终将朱令一家安置到如今这家疗养院。在这里，她的名字改为‌‌“吴令‌‌”。

为什么30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在关注朱令？在张黎利看来，‌‌“大家绝不是看热闹，而是因为它触动了太多人的良知。像朱令家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如果他们家都不安全的话，还有谁是安全的？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

赵婷是在2005年关注到朱令的，当时她只是觉得‌‌“朱令太可惜了‌‌”。等到2022年，她突然意识到，当年的同情是居高临下的，看客式的，‌‌“她需要帮助和爱‌‌”。于是，她开始每周一次去探望朱令和她的家人，和她聊学校的事，给她唱歌。她每次去，都是病房里笑声最多的时候。

朱令的病房里的确时常传出笑声。有一次，我刚进去，护工就分享了一个消息，‌‌“令令刚放了个屁‌‌”——这是好事儿，她消化不好，放个屁能让她痛快一点儿，也说明消化好了一些。护工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护士和吴承之，大家讲起朱令放屁的糗事。躺在床上的朱令也跟着咧嘴乐，随后又缩了下脖子。‌‌“你看，还不让说了，害羞了。‌‌”护工在一旁逗她。

吴承之和朱明新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比女儿先走——2004年，朱明新从椅子上摔下去导致脑出血，头顶补上了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板；吴承之则经历了一场肠梗阻、一场脑梗和一次被下了病危的药物中毒。前一段时间，他腰疼到走不了路，最近才能勉强推着轮椅溜达溜达。

吴承之朋友圈唯一发过的照片

之所以选择不做肾脏切除手术，保守治疗，也是担心手术失败，走在朱令前面。‌‌“她在这儿，我们能照顾她，也等于生活全部的寄托都在这儿了，是她在用生命陪伴我们。‌‌”朱明新轻轻叹了口气，‌‌“现在情况已经这样，就慢慢送她走吧‌‌”。

吴承之在朋友圈只发过一张照片。那是一根废弃的火龙果棒子，他养在走廊阳台好几年，都快长到天花板了，突然在2019开出一朵红色的小花。当时是冬天，窗外草地上落满白雪。

在电影院里，我们大概都常遇到一种不愉快的经验。在你聚精会神的静坐着看电影的时候，会忽然觉得身下坐着的椅子颤动起来，动得很匀，不至于把你从座位里掀出去，动得很促，不至于把你颠摇入睡，颤动之快慢急徐，恰好令你觉得他讨厌。大概是轻微地震罢？左右探察震源，忽然又不颤动了。在你刚收起心来继续看电影的时候，颤动又来了。如果下决心寻找震源，不久就可以发现，毛病大概是出在附近的一位先生的大腿上。他的足尖踏在前排椅撑上，绷足了劲，利用腿筋的弹性，很优游的在那里发抖。如果这拘挛性的动作是由于羊癫疯一类的病症的暴发，我们要原谅他，但是不像，他嘴里并不吐白沫。看样子也不像是神经衰弱，他的动作是能收能发的，时作对歇，指挥如意。若说他是有意使前后左右两排座客不得安生，却也不然。全是陌生人无仇无恨，我们站在被害人的立场上看，这种变态行为只有一种解释，那便是他的意志过于集中，忘记旁边还有别人，换言之，便是‌‌“旁若无人‌‌”的态度。

‌‌“旁若无人‌‌”的精神表现在日常行为上者不只一端。例如欠伸，原是常事，‌‌“气乏则欠，体倦则伸。‌‌”但是在稠人广众之中，张开血盆巨口，作吃人状，把口里的獠牙显露出来，再加上伸胳臂伸腿如演太极，那样子就不免吓人。有人打哈欠还带音乐的，其声呜呜然，如吹号角，如鸣警报，如猿啼，如鹤唳，音容并茂，礼记，‌‌“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视日蚤莫，侍坐者请出矣。‌‌”是欠伸合于古礼，但亦以‌‌“君子‌‌”为限，平民岂可援引，对人伸胳臂张嘴，纵不吓人，至少令人觉得你是在逐客，或是表示你自己不能管制你自己的肢体。

邻居有叟，平常不大回家，每次归来必令我闻知。清晨有三声喷嚏，不只是清脆，而且宏亮，中气充沛，根据那声音之响我揣测必有异物入鼻，或是有人插入纸捻，那声音撞击在脸盆之上有金石声！随后是大排场的漱口，真是排山倒海，犹如骨鲠在喉，又似苍蝇下咽。再随后是三餐的饱膈，一串串的咯声，像是下水道不甚畅通的样子。可惜隔着墙没能看见他剔牙，否则那一份刮垢磨光的钻探工程，场面也不会太小。

这一切‌‌“旁若无人‌‌”的表演究竟是偶然突发事件，经常令人困恼的乃是高声谈话。在喊救命的时候，声音当然不嫌其大，除非是脖子被人踩在脚底下，但是普通的谈话似乎可以令人听见为度，而无需一定要力竭声嘶的去振聋发聩。生理学告诉我们，发音的器官是很复杂的，说话一分钟要有九百个动作，有一百块筋肉在弛张，但是大多数人似乎还嫌不足，恨不得嘴上再长一个扩大器。有个外国人疑心我们国人的耳鼓生得异样，那层膜许是特别厚，非扯着脖子喊不能听见，所以说话总是像打架。这批评有多少真理，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国人会嚷的本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电影场里电灯初灭的时候，总有几声‌‌“嗳哟，小三儿，你在哪儿啦？‌‌”在戏院里，演员像是演哑剧，大锣大鼓之声依稀可闻，主要的声音是观众鼎沸，令人感觉好像是置身蛙塘。在旅馆里，好像前后左右都是庙会，不到夜深休想安眠，安眠之后难免没有响皮底的大皮靴毫无惭愧的在你门前踱来踱去。天未大亮，又有各种市声前来侵扰。一个人大声说话，是本能；小声说话，是文明。以动物而论，狮吼，狼嗥，虎啸，驴鸣，犬吠，即是小如促织蚯蚓，声音都不算小，都不会像人似的有时候也会低声说话。大概文明程度愈高，说话愈不以声大见长。群居的习惯愈久，愈不容易存留‌‌“旁若无人‌‌”的幻觉。我们以农立国，乡间地旷人稀，畎亩阡陌之间，低声说一句‌‌“早安‌‌”是不济事的，必得扯长了脖子喊一声‌‌“你吃过饭啦？‌‌”可怪的是，在人烟稠密的所在，人的喉咙还是不能缩小。更可异的是，纸驴嗓，破锣嗓，喇叭嗓，公鸡嗓，并不被一般的认为是缺陷，而且麻衣相法还公然的说，声音洪亮者主贵！

叔本华有一段寓言：

一群豪猪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挤在一起取暖；但是他们的刺毛开始互相击刺，于是不得不分散开。可是寒冷又把他们驱在一起，于是同样的事故又发生了。最后，经过几番的聚散。他们发现最好是彼此保持相当的距离。同样的，群居的需要使得人形的豪猪聚在一起，只是他们本性中的带刺的令人不快的刺毛使得彼此厌恶。他们最后发现的使彼此可以相安的那个距离，便是那一套礼貌；凡违犯礼貌者便要受严词警告——用英语来说——请保持相当距离。用这方法，彼此取暖的需要只是相当的满足了；可是彼此可以不至互刺。自己有些暖气的人情愿走得远远的，既不刺人，又可不受人刺。

逃避不是办法。我们只是希望人形的豪猪时常的提醒自己：这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人形的豪猪既不止我一个，最好是把自己的大大小小的刺毛收敛一下，不必像孔雀开屏似的把自己的刺毛都尽量的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