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网数据显示，2023 年2 月寺庙景区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10%，且预定门票的游客中‌‌‌‌“90 后‌‌‌‌”‌‌‌‌“00 后‌‌‌‌”的比例接近50%。

当代青年‌‌‌‌“求神拜佛‌‌‌‌”行为主要表现在：寺庙旅行、寺庙禅修、上香祈愿、占卜吉凶、购买与制作符咒等。

‌‌‌‌“求神拜佛‌‌‌‌”的流程有：

第一步是选择相应的寺庙，寺庙不同主要功能也不同，例如年轻人到雍和宫是去求事业、财运，而卧佛寺因与‌‌‌‌“offer‌‌‌‌”谐音成为大学生找工作时的打卡地，到杭州红螺寺则是为了求一个好姻缘；

第二步是了解拜佛规矩与禁忌，包括如何拿香、上香等；

第三步是亲自制作或请法物，包括购买佛珠手串、祈福香囊、各种护身符等；

第四步是及时还愿，如果所求成真，要在初一、十五带着香、茶叶等告知佛祖自己来还愿了。

青年‌‌‌‌“求神拜佛‌‌‌‌”主要是为了祈愿好的事业、学业、财运、姻缘、健康等，或者只是自娱自乐地见佛就拜，与传统民间信仰并无太大差别。

面对多重压力，年轻人焦虑、纠结、迷茫、害怕做错选择，求助玄学希望借助‌‌‌‌“占卜算命‌‌‌‌”来缓解焦虑、解决困惑、获得心理安慰。

一方面，这是由于当代年轻人正处于社会流动带来的个体‌‌‌‌“脱嵌‌‌‌‌”状态，缺乏自身归属感、价值感；

另一方面，在社会竞争中时间效率化加上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们陷入焦虑恐慌情绪，缺少清晰的生活意义和奋斗目标。

▍2314个‌‌‌‌“求神拜佛‌‌‌‌”的年轻人（18~35岁）

个人年收入对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祈祷好运次数，个人年收入每增加1%则祈祷好运的次数增加0.034%。

是否正在拥有全职工作与祈祷好运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

是否拥有住房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祈祷次数，拥有住房的人更倾向有祈祷行为。

阶层认同感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祈祷好运的次数，个人阶层认同每提高一个单位则祈祷好运的次数增加6.4%。

青年‌‌‌‌“求神拜佛‌‌‌‌”只是当前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一种体现。

没有哪一个单因素特征的青年群体同时具有在意吉日凶日、存在多次祈祷、随身佩戴护身符三个表现，只是存在某些与‌‌‌‌“求神拜佛‌‌‌‌”相关的行为。

例如，性别虽然与吉日凶日在意程度存在关联，但是却与祈祷行为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又如，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存在一定的‌‌‌‌“求神拜佛‌‌‌‌”行为。

当代青年‌‌‌‌“求神拜佛‌‌‌‌”现象存在‌‌‌‌“迷而不信‌‌‌‌”的特点，并具有一定的‌‌‌‌“反常识‌‌‌‌”特性。

例如，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反而越在意吉日凶日，但与祈祷行为、佩戴护身符行为相关关系不显著，表明对‌‌‌‌“求神拜佛‌‌‌‌”只停留在意识层面，并未有实际行动。

线下‌‌‌‌“求神拜佛‌‌‌‌”与线上阶段性流行的‌‌‌‌“转锦鲤‌‌‌‌”‌‌‌‌“赛博菩萨‌‌‌‌”‌‌‌‌“MBTI 人格测试‌‌‌‌”‌‌‌‌“换金钱豹头像‌‌‌‌”等行为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无根本上的区别，都是为了转移压力、排解焦虑、自嘲自娱、表达融入。

‌‌‌‌“求神拜佛‌‌‌‌”行为本质上仍是阶段式、旋风式青年亚文化的一种，以后也会涌现出更多种多样的青年亚文化来助其排解焦虑、释放压力、表达自我。

▍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成因分析

1. ‌‌‌‌“风险社会‌‌‌‌”里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

亲历过疫情的艰难时刻，觉悟出这场危机带来的创伤性经验，面对当前以及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心态与价值观均处于剧烈变化和波动中的年轻人出现焦虑、盲从、追求稳定等消极、保守心态也就可以理解了。

病急乱投医、自我治疗式地走进寺庙祈福许愿、期望获得救赎，也从侧面表明当代青年面对多重社会结构性压力时，依然对美好生活存有期待，但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有效的引导、帮助和理解的困境。

2.青年时间焦虑与现实困境的叠加

青年正处于传统文化标准‌‌‌‌“成家立业‌‌‌‌”的关键阶段，且35 岁又被广泛默认要取得一定社会成就的年龄门槛，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失败者‌‌‌‌”，这实质上是时间的过度道德化对青年群体的约束、压迫、异化。

现实生活中，当前青年群体‌‌‌‌“成家‌‌‌‌”与‌‌‌‌“立业‌‌‌‌”均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一些客观性、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依靠青年自身的力量可以解决的。‌‌‌‌“立业‌‌‌‌”方面，受制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教育回报率降低等各种因素，青年群体失业率偏高、就业质量堪忧。

‌‌‌‌“成家‌‌‌‌”方面，主要指当代青年的婚育、婚房压力。

高昂的房价不是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可以独自承担的，1998—2019 年我国住房销售均价年均增长率达到16%，远超同期人均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

社会对年轻人事业成功、结婚成家的评价标准并未有多大改变，但是达到事业成功、成家立业所需的客观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两者的碰撞给当代青年带来更大压力与焦虑。

3.‌‌‌‌“快文化‌‌‌‌”焦虑与寺庙‌‌‌‌“慢节奏‌‌‌‌”生活

当今社会，‌‌‌‌“又好又快‌‌‌‌”成为各行各业发展进程的评价标准，不仅要求时间效率‌‌‌‌“快‌‌‌‌”，更提出结果指标要‌‌‌‌“好‌‌‌‌”，时刻强调比拼主义、赶超主义、绩效主义，其后果是‌‌‌‌“速度文化‌‌‌‌”的无限蔓延。

青年是时间焦虑的主体，适度的时间焦虑能够激发青年主观能动性，但过度的时间焦虑则会挤压个体的自由空间，导致对青年的异化和漠视。

当青年的焦虑无法得到排解或超过承受极限，就会产生寻求‌‌‌‌“乌托邦‌‌‌‌”的寄托。

而寺庙通常建立在大自然的山水之间，气息古朴、环境清幽、没有门槛、一视同仁，与当代青年在职场和生活遭遇的‌‌‌‌“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三大现实门槛形成鲜明对比。

在寺庙的短暂休憩不仅能够亲近自然、削减张力、散步赏月、吃斋饭，还能顺带许个愿，完全满足了年轻人释放身心、忘却烦恼、期待美好的空间场所需求。

批判青年‌‌‌‌“求神拜佛‌‌‌‌”就是缺乏奋斗精神，与批判大学生是‌‌‌‌“孔乙己脱不下长衫‌‌‌‌”是一个逻辑，都忽略了外在时代变迁、社会环境变化对年轻人造成的压力，也无视了青年在面对困境时自我反思、自我突破、自我治疗的努力。

▍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对策研究

1. 提高社会保障，帮助青年分担社会风险

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是青年面临的必然、必需性压力，关系到青年享有的基本生活质量与拥有的抗风险能力。

当代青年群体面临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压力剧增，需要政府和社会合理分担。

2.缓解时间焦虑，为社会‌‌‌‌“快文化‌‌‌‌”降温

‌‌‌‌“996‌‌‌‌”‌‌‌‌“007‌‌‌‌”加班文化一方面提前透支青年的身心健康，也占据了年轻人正常的休闲娱乐时间，剥夺了他们正常享受慢生活的权利；

另一方面，用人单位通过过度加班来增加个人的工作量，用一个人干两个人、三个人的活来控制成本、减少工作岗位，占据了其他青年的就业岗位，间接造成青年就业难问题。

3.增加阶层流动，提高青年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在本研究的2314 个样本中，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1～10 分）均值为4.3，有高达81.42%的青年认为自己所处的阶层在1～5 分，可见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感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避免阶层固化、增加阶层流动，最根本的是需要一套科学的制度，让中低层青年感受到阶层流动的希望，持续激发社会活力。

夏俊苹。迷失抑或救赎？——当代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群鉴、成因与对策[J]. 中国青年研究，2023 （09）：77-86.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3.0108.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宁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Gogh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有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妓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曾经拼命逃离的银行 现在回不去了

之前写过，我前几个月从外企被裁员了，但我的职业生涯起点是银行。回想起自己的职业经历，只能感慨人生就是一命二运三风水。

我研究生毕业通过校园招聘进入了老家省会城市某四大国有银行。拿到 offer 的时候意气风发，旁人也都投来羡慕的眼神，可进了银行才知道个中滋味。

那时候，走校园招聘进入四大行（非总行），家里既没背景又无资源的，新人基本只能从事柜员、个人客户经理、理财经理这些相对 “低端” 且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前几年银行数字化应用还没那么广泛，柜台人工需求还是很大，入柜深似海，我的三年光阴全部倾注就在那玻璃后的一亩三分地了。

懂的人都知道，坐柜台每天都是重复的体力劳动，有时吃饭喝水如厕的时间都没有，很多同事都有轻微胃病或者肾病。而且因为做一些机械的数字操作但如果弄错了问题又很严重，刚工作那段时间我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至有段时间生理周期都被影响。

而身体上的劳累不是最痛苦的，客户无理的谩骂、刁难随时都有，我在当柜员之前根本想不到。犹记得刚工作没几个月的某一天，我已经全神贯注，操作很熟练了，可有同事请假但主任没有安排好，导致柜面压力很大。一堆客户在防弹玻璃面前拍打骂人、甚至有人骂得特别难听，我当时没控制住，眼泪就掉下来了。还没等平静下来，手头果然出错了，别人取 400 我直接丢了 4000 出去，客户也没有告诉我，而是拿钱就走。还好主管帮忙联系到客户，买了点水果给他赔不是，才得以解决。

从那会儿开始就特别委屈，一个从小就在不错的学校读书、爹妈疼朋友爱的人，居然要在这里受气，不仅受气还对个人职业发展一点儿帮助都没有。除了一些客户的刁蛮胡闹和不管对错而直接惩罚的制度，某些产品营销方式也是让人无法信服。上面拍拍脑袋设计一堆不太符合市场的产品，营销任务一层层分解压给下面支行基层员工了。鸡肋产品也不给资源推广，仅靠员工的裙带关系而地推。作为基础员工，除了照做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请示和改变。

今天一个人分几十上百张信用卡、明天一人分几千几万保险、后天一人分几万十几万理财。一个季度、一年之后又再次循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心气也一点点被消磨。久而久之身体也不是很好，有段时间频繁感冒，身心俱疲。我也曾经是一个特别爱出门的年轻人，工作之后也渐渐不愿意出去见朋友，回家了就是吃饭睡觉，连父母都看不下去。

当然，我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一旦有写内部写材料和报告的机会，我都会第一个揽下来，也稍微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开会加班也都积极参与，也得到支行一些年长的同事的认可；行里面组织的各种比赛凡是我能参加的一定报名…… 可是，每当看到比我早两年进行的、同样很优秀的研究生同事们都还没脱离柜台，就觉得熬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想离开的心就越来越强烈。

某次去一线城市参加同学的婚礼直接刺激了我。同学们围坐一桌，大家基本都在金融行业，顺理成章聊起了工作并开始互相递名片。而作为一个柜员的我，连名片都没有。聊天内容也都是 “我现在做哪些产品”“我在做 xxx 项目”“我们的公司是否有业务合作机会”，或者谁谁谁已经升经理了之类。

大伙儿知道我是柜员，也不跟我深入交流工作的事情，我在一旁搭不上话暗自神伤。那天回去之后就决心做出改变。这个工作既学不到东西、制度使然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进入核心岗位。突然不再害怕未来，想着越拖越走不出反而对后面影响非常大。

于是我开始投简历，虽然有着不错的本硕学校和专业背景，可是消磨了两三年当 “操作工”，投了几百份简历几乎都石沉大海，有些猎头和 HR 跟我聊了具体做的事情之后，也就没有了回应。

半年之后，终于在某一线城市找到一个互联网公司产品运营助理的工作。彼时的我已经 27 岁，跟一群大学刚毕业的人一样的岗位，工资也是应届生的价码，但也没有议价的能力。可是能怎么办呢，既然已经决定逃出来，那就不要怕啊，重新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吧。

坐了几年柜台，人其实有一点废掉。正式的邮件没写过，VBA 透视表也不会，甚至一些商务礼仪也不太懂。但是，带着破釜沉舟的心情的我，慢慢摆正心态，每天跟同事学习，耳濡目染一帮比我小几岁的人的为人处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在压力和孤独并存的情况下，居然提前通过了试用期，也渐渐跟新同事们熟悉。当时行业还算在上升阶段，也能接触到不同的业务模式并积累一些自己的资源。

前几年互联网氛围还是很吸引人的。同事们都很年轻，学历也都不错，有着国际化的视野和开放的态度。想起曾经行里碰到的那些不做事的人，他们总会说 “你考这些证有什么用啊”“以后回家嫁人啦，辛苦个啥”，心有戚戚。内部交流上也比之前通畅很多。我所在的公司因为也是比较新的行业和公司，大家都在摸索中前进，对于做事的人来说也多了很多能动性。不足的地方、可以改进的流程，都在我们的推动下一步步优化。

而且，大概坐柜那几年已把自己的心态摆到极低，我心里承受能力也变得极好，做的事情也不会比柜员再无聊，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之下，大部分时候觉得新工作很靠谱，上班心情也很好，也非常感激当时给我一个机会来试一试的领导。在这里，级别晋升也按照时间并结合业绩一步一个脚印，基本工资也是半年有一次调整，而在自己的努力之下，逐渐增加的季度和年终奖金也让自己觉得努力还是有一定回报。

后面几年，我也努力工作积累经验，逐步往上跳到了更好的公司，薪水和职级也慢慢上来一点点。我租了更大的房子，而且因为没有养小孩的压力，也会时不时出门旅游、偶尔买一两个奢侈品包包，生活也更鲜活了起来，去年也顺利跳槽到了一家知名的外企。但就在前几个月，因业务不稳定，我们那条线几乎全部被裁，我终究也没能逃过 35 岁魔咒，成为了无业游民。

然后因为刚好卡到了这个年龄线，加上大家都懂的形势，找了好几个月还没有合适的机会。有前同事说你要不要回银行，才想到这个香饽饽。

可后知后觉的我发现自己已经进不去银行了。四大行就别说了，压根不可能有社会招聘；其他知名股份制银行的岗位也是香饽饽，HC 非常少而且随便一个招聘要求都是 35 以下、985 甚至 C9 优先。中小城商行也差不多，打听了一下一方面很少有自己的岗位，要求也都水涨船高，有些银行甚至都卡年龄到了 32 岁。那个轻而易举就能进去而且不愿意待的地方，我居然回不去了。

又翻了翻通讯录，了解了一些银行前同事的情况。当时一起打拼的好友，有的已经在分行支行不错的位置，在二线城市有车有房有爱人有小孩，年入几十万，自由自在；有的参加了银行的外派考试去了发达国家，体验精英白领的感觉；有的当了大客户经理，每天谈下上千万上亿的项目。

有时候也在想，如果那时候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现在会做什么呢？也许还是很基层的工作，但至少不会失业。会后悔吗？也不算后悔吧，毕竟在当时的环境和情境下，好像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唯一后悔的可能是浪费了校园招聘的最佳机会，去了一个根本不适合的地方。

乃悟看了网友们发的现场视频，听到商家喊价水墨插屏1200，现场马上就有人用中文喊便宜点儿。

最后，100块带走了这个插屏的博里奇总统，笑得非常开心。

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酸，说自己在潘家园怎么就砍不出这样的价格。那是总统会砍价吗，没看旁边站着潘家园总经理吗？

有人说他能保证市场门口铺的红地毯肯定是真的，还有人说谁让你们和他说这个插屏是古玩的：

等着明年智利樱桃800一斤吧。

为什么大家对潘家园有一些刻板印象，说起来就话长了。

传说清末民初年间，有一位山东济宁姓潘的老板，来到了北京城外东南边开窑厂。山东济宁姓潘的？世界名著《金瓶梅》里是不是有老乡？

潘老板不但会烧砖，而且会经营，很快他的窑厂附近就人丁兴旺起来，大家干脆就把这里称为潘家窑。到了新社会，大家都觉得这名字不好，给改成了潘家园。

上世纪80年代，倒腾‌‌“旧货‌‌”的朋友在内城呆不下去，一步步从北京内城来到了潘家园劲松地区。一开始大家在劲松商场南边的建筑工地聚集，买卖双方凌晨打着手电来串货。

90年代，河南大厦开始在附近建设，蜂拥而来的河南乡亲们带着‌‌“北魏陶俑‌‌”来到了潘家园。国博和故宫的专家逛潘家园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这还得了，举世奇珍啊！两家博物馆一共在这里买了5次：

花了小一百万。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所谓的北魏陶俑都是乡亲们的业余手工作品。此事件后续影响极为恶劣，很多人拿着上周的物件说是西周的，蒙一个算一个。以至于后来潘家园市场建成后，媒体说他们还曾经推出过一项针对性报复性措施：

摊位不给河南人过户。

很多人说这是地域歧视，乃悟觉得大家误会了。国际巨星成龙逛潘家园的时候，看上一个香炉，商家号称是紫檀的，张口要价8000。后来成龙让助理去问，诚心要的话180。

但这是一次成功的经验学习，大哥曾经80块买来装蝈蝈玩的罐子，后来拍出了10万的天价，主打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就连一锤子一个假货的王刚老师也没能高高兴兴走出潘家园。当时天色已经有些昏暗，商家先拿出一个赝品，很快被王刚识破。商家立刻一顿吹嘘，直夸王老师好眼力。立马又拿出一个‌‌“精品‌‌”，已经被麻痹的王刚买回家后才发现：

这个碗也是假的。

所以说别管你来自哪里，潘家园都会公平对待你。

当然也有不信邪的，主要是外国朋友，他们总结说故宫、长城、烤鸭和潘家园是北京四大经典。当年最出名的一次外国朋友逛园子，是1998年陪同克林顿总统访华的希拉里。

她足足在潘家园市场逛了两个半小时，购买了包裹民国锡壶、古风食盒在内的十余件工艺品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亲历历史》里，她都不忘提起这次愉快的经历——那真是一次美好的旅行。

有接待希拉里的摊主回忆，那天他看到是希拉里来了，马上给手下员工说：

你和她说，她看上什么我送给她。

最后，希拉里挑了一件乾隆时期的青花鱼盘，价值1200元人民币。听到店主要送给她，惊讶了好一会儿，来回和店主握了三次手才离开。

你就说吧，换成谁谁不愉快？

那些年里，法国总理、美国议长、希腊总理、保加利亚总统、泰国公主、以色列部长……排得上号的东西方政要只要来中国，肯定都要来潘家园逛逛。

时间长了，外国朋友总结出自己的一套规律。虽然做不到像希拉里一样握握手就能拿走东西，但不管你说啥，我照脚脖子就是一刀。

比如此前法国总理拉法兰来中国，1200的扇子砍到了350，实付30欧元。有记者就去采访摊主，摊主们说很多外国人都很懂这些，不太好骗：

真假拿在手里就能知道。

这话说的乃悟不爱听，外国人不好骗，那谁好骗？

苏轼有诗曰：‌‌“千树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古代文人不止在立春时节咏诗，霜降时节咏诗也同样被人称道。一起来看看，古诗词里，那些有关晚秋的诗词。

《九日登李明府北楼》唐·刘长卿

九日登高望，苍苍远树低。

人烟湖草里，山翠县楼西。

霜降鸿声切，秋深客思迷。

无劳白衣酒，陶令自相携。《山行》唐•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泊舟盱眙》唐•韦建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

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

平沙依雁宿，候馆听鸡鸣。

乡国云霄外，谁堪羁旅情。

《霜月》宋•陆游

枯草霜花白，寒窗月影新。

惊鸦时绕树，吠犬远随人。

出仕谗销骨，归耕病满身。

《岁晚》唐•白居易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

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

何此南迁客，五年独未还。

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弥安。

亦尝心与口，静念私自言。

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

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

秋天万物肃杀的景象本来就容易使人悲伤，而霜降时节天气又更是骤冷，对于去国怀乡的人来说本来就伤感，更何况像诗人白居易这样有过起伏沉落的人生阅历的人。在这首诗里，诗人的心境似和这霜降的节令一样到了暮年，觉得命运已定、无需多言，与寒冷的天气相对应的，是作者心灰意冷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