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访谈了十余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半数以上的人，在毕业时还没有工作。他们并非不想工作，他们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校招的一年让他们不断自我否定，他们怀疑自己能力不足、要求太高。他们陷入繁杂的招聘流程，不知道哪一步做错，也不知道这个系统到底如何运行。高考不考这些，大学里也不教这些。这个世界指望他们在最后一年里自动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这是可能的吗？
在校招中体验“狗屁工作”
这届应届毕业生很可能在找到工作之前，就得以窥见“狗屁工作”的真相。他们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所做的事，大部分像大卫格雷伯所说，无意义且有害。更糟的是没有薪水可领。
首先是网申，招聘单位会用一些网络平台收集应聘者的信息。各单位用的系统不同，也各有各的缺点（优点或许也有，但应届生们没有提到过）。
京企直聘——顾名思义是北京国企采用的平台——没有简历解析功能，也就是说你需要一项一项重新填写你已经在简历里详细写明的信息。所有项目都是必填项。填完后要点14次“提交”按钮，全程花费超过30分钟。
前程无忧平台能解析简历，但是经常会出现错别字，或者会把两段实习经历合并到一起。填写过程中必须非常小心，不要上传附件出错，也不要点击“上一页”或“刷新”按钮，否则你填完的所有信息都会被清空。
一位受访者M曾在第三方招聘机构工作，为国央企提供校招外包服务。他们负责招聘系统维护、校园宣讲、笔试面试、给学生打电话。他告诉我们，市面上多数网申系统，和二十年前的一样。应届毕业生逐年增多，但系统并未随之优化。
应届生顾北会在每天早上10点之后和晚上睡前投简历。早上他往往心平气和，按岗位要求匹配自身能力，然后投递。到了晚上，几个舍友聚在一起讨论求职进展。他一边给拿到offer的舍友提选择建议，一边感到焦虑，自己还什么offer都没有。然后他就开始“疯狂投”，之前看不上的，不了解的，认为不匹配的，只要现在还在招人，他都会投。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繁杂的工作大部分都没有任何结果。所有受访的应届生，平均简历通过率仅10%。随着校招临近结束，应届生们会从精准投递转为“海投”，收到回应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但也不能不投，因为“如果不投几个简历的话，感觉这一天都过不好”。
网申系统的另一面是企业HR，他们首先按标签筛选简历，是否是985和211，国内还是国外。学历、户籍、实习公司、年龄，都可能被作为筛选项。不同学校会显示不同颜色的标记。HR选择标签后，系统直接拣选出符合标准的简历，其他的简历会进入系统的“垃圾桶”。
有些公司的系统是“打分制”，资料上传后，系统会根据学生的学历、学校、专业、成绩、荣誉等维度，自动生成分数。HR再根据需要多少人，按分数筛选。
HR对于这种粗暴的方法也很无奈。一个小红书热帖中，某公司HR跟朋友吐槽，“每天都有几千份简历进来，筛完还有几百个，今年的人比土豆都多。”
幸运的毕业生求职者会迎来下一步：笔试。
大部分笔试内容和岗位要求以及专业能力无关。求职者需要知道“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哪个，或者根据一系列信息推测“谁是凶手”；最好还要懂数学，会运算“一个水管接水，一个水管放水”的问题，也要能够在几个图形之间找到规律。
这些题目类似公务员考试里的行测，绝大部分招聘单位都会设置这一流程，用以高效筛选求职者。
另一些笔试题目则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最近几年新兴的笔试题目是“性格测试”，一般是100道。应届生们当然知道要选择“看起来对”的选项，而不是自己真正内心所想。一道题目的选项分别是“你是热情开朗的”和“你是情绪波动的”，顾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他因此觉得性格测试是“最扯淡的题”。
一些公司的测试题甚至可以说富有娱乐性。应聘者需要打开一个H5页面，参与五道游戏关卡，类似切水果、捕鱼达人，每关会积累金币作为成绩。网上早已有通关攻略，通过很容易。
这些笔试短则一小时，长则两个半小时。顾北在这一年里参加了超过100场笔试。
有些笔试的要求比校内考试还严格。来自广州的何平被要求除了电脑摄像头外，再架两个机位，一个要架在鼠标旁，一个要架在斜背后。一场考试，她的手机，电脑，iPad都用上了。每个设备都要登陆一个小程序，如果有一段时间，人或手不在镜头内，便会提示异常。
更加“狗屁”的是，这些笔试很可能没有什么用。顾北问企业HR笔试的作用，对方表示“这个东西商榷的空间非常大，题也不代表什么”。我们访问的应届生中，有人先通过了面试，然后回头补了笔试。有人收到了参加笔试的通知，但当时该公司春招已经结束。
笔试的题库，大多来自招聘服务机构，而非企业自己出题。M说，笔试“不是说要去选一个很匹配的人”，主要为了“劣汰”。在M看来，这些繁杂的流程，最大的作用在于保持“程序正义”，“专业面试之前，都是用来淘汰的”，他补充。
就业老师的KPI
一位高校辅导员W在毕业季兼任就业老师，他告诉我们，8月底之前，他要实现95%的就业率。在春招开始时，这个数字还不到20%。
找不到工作的学生，会被打电话，也会被请到办公室面谈。就业老师首先要做的是思想工作，希望学生降低期待，认清现实。之后他们会给一些建议，通常是简历修改、面试辅导、岗位推荐这老几招。“那还能有啥？”W认为他们把能做的都做了。
W认为自己的大多数工作都是有价值的，“育人就是这个样子，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帮助和引导，让学生觉醒。”
但学生们并不这样想。我们访问的应届生普遍认为，学校的就业指导早已和企业招聘严重脱节。一位应届生在被打了四五次电话后，面对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学院可以提供什么帮助吗？她回复，“你不要再打来，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W也不想打电话，但为了就业率别无他法。他说，春季学期开始，学校每周都会对各个学院的就业率进行评比。他算过，要想提高一个百分点，自己就要让七八个学生就业，这是他每周的KPI。
如果实在完不成，他会让没找到工作的学生，找企业开“用人单位证明”，或者让学生自己写“自由职业证明”。他还算压力不太大的，他所在的学校学生多是本地人，家境不错，找工作时家长能帮上忙。
另一位受访应届生说，在他们学校，开淘宝店、在闲鱼卖东西、挂靠亲戚的公司，都可以算就业。这样看来，找不到工作的学生竟也有机会，为学校的就业率尽最后一份力。
到七月中旬，W负责的专业就业率接近80%，这其中包括出国和升学的人。不出意外的话他能完成KPI了。
不被重视的求职者
人们总说，求职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但在我们访问的应届生的描述中，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选择权，甚至常常被轻视、被打压。何平概括自己的校招：“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贬低的过程。”
这种不平等，从招聘的最开始就体现出来了。何平在学院群里看到一则招聘信息，除了岗位需要多少人，要求什么专业，“别的信息都没有了，薪酬待遇不知道，工作时间不知道，职责不知道，全都不知道。”
这只是招聘方的第一层“面纱”。接下来，薪资和工作内容也总是模糊不清。一位应届生拿到了某银行的offer，是一封邮件，只有250多字，没有关于岗位和工资的说明。他们需要向学长学姐打听，或者自己上求职论坛看经验贴。一位受访者始终不知道自己入职后要做什么，offer上没写，他猜测会先进行轮岗，“我听说是这样子的”。
面试时，他们常常感到自己是被挑选的物品。一场20人的群面中，面试官一上来就说，“所有人中，我只挑一个，你们要表现地配得上这个岗位”。一个招聘方未经面试者同意，就把她的简历转发给别人，并称呼她是“那个女的”。
线上面试则更令人受挫，一个应届生在参加无领导小组讨论时网络不好，她说的话，半分钟后其他人才能听到。于是她被要求不要说话，只用文字表达观点。
他们有时也分不清自己是在被考核，还是在被当成免费劳动力。何平在面试前接到任务，为企业撰写宣传文章。她写了。面试后，对方两次晚上11点打来电话，第一次让她去试岗，没有工资。她答应了。第二次是在她动身前，对方又让她写一篇3000字的评论文，她终于无法忍受，拒绝了，也就是放弃了这份工作。
从投出一封简历开始，到面试结束，应届生们每个环节都在等待。有的应届生早上9点到达面试地点，晚上10点才结束面试；有的人等了40分钟，面试一共3分钟。
面试后，多数企业不会告知结果，大家默认一段足够长的沉默意味着应聘失败。这段时间总会过得比真实时间更长。他们呆在宿舍里，反复刷新着邮箱，查看招聘软件的提醒，生怕错过一个电话。但多数时候，没有消息。
他们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只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自己身上——应该是简历有问题，或者是学历不过关，也可能是某道题答的不好。一位受访者认为，企业不回复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不愿意去拒绝别人”。
此后多数人会降低求职期待。工资从10000降到5000，目标从国企总公司转到子公司，可以接受加班，可以接受夜班，可以接受出差，可以接受调岗。
今年春天，应届生段凌凌的要求降低到只要是正规的公司、能交五险一金就行。她曾有过一个不错的offer，但公司一直不签三方协议。直到三月中旬，她托导师去问，才知道对方不需要人了。没有正式通知，没有解约信，没有赔偿，她就这样在校招的末尾失去了工作。
五月底，另一位应届生在外地游玩时，接到了公司HR的电话：公司业务结构要调整，会补偿3000元。他被解约了，通话只持续了51秒。
在没正式入职前，任何环节都可能出问题。去年秋招，一位应届生参加某银行子公司的招聘，连最后的体检都通过了，还是没能最终入职。公司失联了，他发邮件、打电话，对方只是让他继续等待。
段凌凌说，那段时间“投100份简历，收不到一两封回信”。她每晚都失眠，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她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差”、“哪里都不行”。随着春招结束，基本没有岗位可投，她把自己关在寝室，一周都不出门。
她的父母在家乡小城开饭馆，去年五月，受疫情影响，饭馆关了，他们回到了农村老家，还背上了债务。从那时开始，整个家庭都没有了收入。“如果说我找到工作，我可能就是我家唯一有工作的人。”段凌凌说。
今年毕业季，应届生被解约的现象发生在金融、新能源、制造业、游戏、互联网等多个行业，规模最大的一次解约涉及2000人。补偿金往往只有几千元，如果没签三方，则一分钱补偿都没有。企业违约成本几乎为零。解约多发生在春招，最晚的甚至在六月，那时毕业答辩都已结束，应届生几乎没有时间再找工作。
六月底到七月初，两份关于应届生的调查报告发表，其中提到了两个概念；“就业缓冲期”和“慢就业”。
《微博2023应届毕业生调查报告》显示，超六成应届生们可以接受“就业缓冲期”，6.3%的人可接受长时间缓冲就业；智联招聘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则提到，应届生选择“慢就业”的比例从去年的15.9%上升到18.9%。
像段凌凌这样在校招末尾被解约的人，或许就是这些报告里的18.9%，只是他们并没有主动选择“慢就业”，他们只能如此。
段凌凌还是幸运的，临近毕业，导师给她推荐了份工作，工资比之前被解约的工作少了一半，她也接受了。她从花呗借了14000元，付了三个月的房租，押金和中介费。她要用接下来的工资养活自己、补贴家人，她会慢慢还清花呗，还有此前七年学业欠下的，45000元助学贷款。
想要一份正常的工作很过分吗？
何平对工作的期待是，公司氛围正常，双休，加班少，工资六七千。她是一所211大学的研究生，朋友都说她太不上进了，但她坚持自己的生活是更重要的。
她尤其坚持要双休，“从小到大，在我的认知里，双休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小周和单休才是不正常的。”
访谈中，应届生们常提到wlb（work 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这项期待排在稳定性之后。很少有人想“卷”，但现实好像并不允许。一位应届生在面试时和HR确认加班强度，对方回复“我们不提倡加班”。入职第一天，临近下班主管宣布开会，四个小时后才结束。
今年的校招季，网络上流传一个段子：双休，是指每月有两天休息。如今很多企业会把“双休”作为一项福利，写在招聘简介里。
何平的另一项工作期待是不能被洗脑。她应聘过一家制造业国企，面试时HR向她讲解该公司独特的文化——入职前要去井冈山拉练，每天早上要背弟子规，说这是学习华为的狼性文化。她得到了这家国企的offer，“企业文化”岗位，但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里的企业文化。
她还很看重面试体验。在去一所技校面试时，副校长瘫坐在办公椅上，随手掀着她的简历，随便提了几个问题，便叫她走了。她感觉对方并不在乎这次面试，也不尊重自己。
可想而知，她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后来她把工资要求降到了5000，但其余的标准她还是想坚持。她补充道，“可能也是没有受过毒打，如果被再毒打几年，可能会妥协，但我目前不会。”
访谈的最后她提了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应届生，要求太高了？”
应试教育上岸之后
对于本科毕业生来说，考研上岸的那一刻是最幸福的。相比于找工作，考试是他们更擅长的事。他们暂时退出校招的竞争，可以享受毕业季。同时他们抱有信念，读完研再找工作，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择。
小隆是全村第二个研究生。村里长辈见到她就说，“你们这些研究生，以后出来，随随便便都能找个上万块钱的工作。”考上研的那天，她想象过毕业后的图景——坐在高档写字楼里，穿着高跟鞋，穿梭于不同的会议室中。她会在省会城市买个房子，叫家人都来住。
但在今年的校招中，她的愿望破灭了。她连一份月薪5000块的工作都找不到。她考了两次公务员，都没过笔试；考家乡城市的烟草公司，以0.05分之差出局；她去应聘外贸公司业务员，也失败了。她发现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很可能就是考上研的时候。
与小隆相似，小黎也曾相信，研究生学历能让自己求职更顺利。她本科学护理学，为了读研，她放弃了一家三甲医院护士岗位的转正机会。她想做医院管理工作，不想当三班倒的护士。
今年她研究生毕业，求职时却发现，连三甲医院的护士都很难考。之前实习的医院，今年完全没有招人。同时，南京某三甲医院，2个一线护士岗位，有60个护理学硕士在竞争。
小黎从小就是班里的第一名，上大学时一直排名专业前3%。她认为自己一直走在“大家觉得对的路上”——不停地考高分，拿奖学金，做学生干部，参加各类比赛，最后被评为省优秀毕业生。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找不到工作。
她参加了两次选调生笔试，都没通过，三甲医院和高校的面试也失败了。“会读书”的能力帮她拿到了一路的荣誉，但在求职中失效了。
小黎参加某高校教师的试讲，准备了四天，坐了20多小时火车去面试地点。试讲时，一排面试官都低着头，翻她的简历。他们似乎对讲课内容没兴趣，提的问题都是关于她的导师。她知道，对方是在评估，自己能否为学校带来资源，而她的背景没有优势。
小黎的父亲经常跟她说“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他并不认可研究生的价值。小黎下意识地反驳，她不想否定自己多年的努力。但面对医院的缩招，和其他竞争者的社会关系，她又不得不承认，“成绩”对于找工作意义很小。
小隆和小黎都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也不想做学术。她们考研只是为了提升学历。她们也相信更高的学历能带来更多更好的机会。很多人都曾相信这一点。作为参考，2023届高校毕业生有1158万人，而去年考研的报名人数就达到了474万。
在今年的校招现场，研究生随处可见。四月，上海的一家保险国企，法务合规岗面试，工资七八千，八个应聘者都是硕士。同期，成都的一家国企销售管培岗面试，学历只要求本科，却有来自北大、复旦、西南财大的硕士报名。
一位受访者说，“那一刻有一种感觉，何德何能人家让我进入到这场面试中来。”一些人把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归结为“优秀的人太多”，也有人会责怪命运，“要怪的话就怪自己，命不好，生错了年代。”
对他们来说，研究生曾经是荣誉，如今却成为负担。如果你不愿放下身段与本科生竞争，就可能两个月没有一次面试机会。如果你放下身段，认为找一份七八千工资的工作就可以，身边人又会议论你对不起学校的名号，“不给你二三十万（年薪），你怎么能去？”
但与此同时，对于很多以本科学历参与工作的人，“不读研没什么希望”。段凌凌的同学，一个211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在某大型制造业私企工作了快三年，三班倒，一个月工资只有五千多。这类企业里，只有研究生才可能进入科研岗或是管理岗。她还有同学进了研究院，本科生只能做行政。
考研人数逐年增多，段凌凌的本科班级里考研比例超过50%。许多人甚至为了学历“逆向读研”，本科学校是211，研究生只是二本。对他们来说，读研不一定有更好的选择，但不读研一定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访谈中的几位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有人打算申请博士，有人准备回老家继续考公务员。在经历了一年的求职失败后，很多人选择回到熟悉的道路：考试、升学。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往哪里走。
“赢家”的代价
顾北是我们访谈的应届生中，求职最成功的人，他得到了十几家公司的offer。我们好奇，一个人需要付出什么，才能在校招中成为能够挑选工作的人？
在大一时，顾北就开始了第一份实习。本科和研究生的六年时间，他有10段实习经历，经常同时做着两份实习。结束最后一份实习的第二天，他就提前去第一份工作的公司上班。
本科时，顾北在一所三本院校读新闻。他参加学校记者团，也给校外媒体剪视频，还会写各种小稿件，“十块，几十块的稿子都写”。
他考研到一所985大学。研究生两年，他同时做着两份实习，一份线上一份线下，秋招还要准备论文开题和投简历。他早上7点起床，换三趟地铁去公司。上班时他也在投简历，晚上回宿舍再投一波。笔试和面试更要见缝插针，最多的一天他面试了三场——挤出午休时间面一场，下午偷偷溜出来面一场，晚上下班再面一场。
整个校招中，顾北投了超过500封简历，参加了100多场笔试和面试。任何别人用来休息的时间，都会被他利用——阳了被隔离在酒店，他虽然发烧，仍写了三篇稿子；过年回家，他从初一到初六写完了论文初稿。
他不允许自己停下来，也没有什么爱好。面试官问他业余时间做什么，他回答不出来。正式入职前，他二阳了，在家呆了一周，只做了两件事：给公司“打黑工”，同时写了一篇8000字的文章，回顾自己的校招。
读研的两年，他胖了六十多斤。实习的媒体要求次日出稿，找工作和论文都不顺，他压力很大，一天最多吃五顿饭，喝四五罐可乐。他清楚这不健康，但“我心里不高兴怎么办？就只能吃，没办法”。他最近早上起来嘴里很臭，胸闷，医生说是肝脏的问题，他现在每天都要吃护肝片。
顾北还会花时间在人脉经营上，他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素养。他会与老乡攀谈，遇到帮助他的人，他会点杯奶茶给对方。他会和实习时认识的人在朋友圈聊天，问一问螃蟹在哪买的，你家小区租房要多少钱。校招季他加了24个HR的微信。5月，其中一个HR专门问他找没找到工作，说“一旦有需求，你抓紧联系我”。
他在实习中学会做人。老板生病了，他立刻送去问候；当他发现老板需要成就感，就故意装作不懂，提一些问题满足对方。很多主管和面试官对他的评价是，“成熟，不像应届生”。
顾北有一个交往了两年多的女友，最近两人常起冲突。女友工作不顺，给他发消息寻求安慰，他回复“我得先干活，老板催我”。女友发脾气，他会说“怎么着？那不挣钱了？”女友二阳了，顾北无暇照顾她。女友抱怨他不关心自己，此后他们陷入了冷战。
顾北每月会补贴一些钱给女友，但女友更希望他选一份离自己公司近，下班早的工作，这样两人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顾北觉得问题在于这段感情出现得“不合时宜”。他并不后悔自己这么忙，“因为我在给自己铺路”。在十几个offer中，他最终选择了一家互联网大厂，年薪20多万，工作时间预计是“早十晚十”。
7月10号，他正式入职的当天凌晨，女友给他发来分手的消息。
他推翻了之前的说辞，“这的确是一种巨大的影响和牺牲”。女友是唯一让他认真考虑结婚的人，原本计划今年见双方家长。
上大学开始，他的信念一直是“我先卷，卷过去之后就可以舒服了”。但他始终没能舒服下来，“一直是苦着，你苦完这一波了，你以为到下一波你可以躺了，实际上没有。”
入职的第三天，顾北的老板被裁员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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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人怀疑广东人对白切鸡的执着，我都会告诉他们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