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小老板们 在日租商铺里谋生
最近是服装销售淡季，日租店的租金更加低廉。每晚9 点多，高文元守在微信群里捡漏——次日的铺面还没分租出去的二房东们，开始在群里降价推销铺位，“这个点儿，只要有人愿意租，砍价砍得再厉害，他们一般都能接受”。
高文元的童装定价极低，一件夏装大多在10 元到15 元之间，相比于日租店里的那些成年装，儿童装的利润更薄。早上出门买菜的老头、老太太，几乎是高文元唯一的客源，“这几个月就一两个宝妈在我这里买过，她们一般都网购”。
考虑到客户群的特殊性，菜市场附近的日租店、超市门口的散铺，是高文元的日常选择。春秋换季是服装销售的旺季，两个月前，高文元的营业流水最好能卖到一千七八。近些天来他的生意愈发萧条，一天流水一两百是常事。
6 月底的一个周末，高文元在龙华一个城中村里租了个铺面，一天租金100 元。在成为日租店之前，这家店卖肠粉、早餐，招牌和价格牌都还留在原处。
不到上午11 点，店外下起了瓢泼大雨，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高文元意兴阑珊，打算雨停后收摊。“做生意有时候就是碰运气，运气不好，或者赶上刮风下雨，你就赚不到钱，没办法”。
即便不下雨，高文元也打算只卖一个上午，“人流再好的地方，下午撑死也就卖100 多块”。生意维持得艰难，高文元认为问题主要出在自己的货品上，“童装不好做，买童装的主要是宝妈，她们都网购了。我看那些摆摊卖中老年装的，生意还挺好的”。
不过，高文元已经不指望靠地摊维持生计了，他只盼着把手里的存货清理掉，彻底离开服装这行，改做餐饮生意，“不管网络多发达，人总要吃饭的吧”。
距离高文元的店铺20 米外，一家挂着猪肉店招牌的小店里，马莉正在熨烫货架上的女装，店里同样空无一人，“上午算是把租金赚回来了”。跟高文元一样，马莉原来也是开服装店的，两年多前开始在日租店里摆摊，“现在生意再差，总要比打工强一点，不然我也不会做下去”。
马莉卖的这些女装，最便宜的一件只要10 块钱。即便这样，也有顾客跟她讲价，早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了一条售价35 元的裙子，要马莉25 块卖给她，女人磨了许久，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埋怨马莉衣服卖得贵，马莉心里恼火，将女人请了出去。
马莉双手麻利地把女式衬衫的褶皱一条条熨烫平整，一脸无精打采地抱怨着生意，几句话里塞一声“唉”，“疫情期间都比今年好做”。
今年生意比疫情期间更艰难，不是马莉一人的境况，老李和高文元，也愁眉苦脸地讲过类似的话。
日租商店的淡季生意
淡季生意冷清，马莉最近不得不控制租金成本，“现在五六百的铺位，我都不固定了，我上个月固定了一个700 块的位子，在那儿也没赚到钱”。
在这一行，固定铺位，就是提前预定某个日租店的固定使用日期，比如一个月四周，每周日去A 店做生意。
一些摊主已经在淡季放弃了小生意。高文元前几天听一个摆摊的女人说，她有五六个同行小姐妹，最近这两个月不再摆摊，转而靠打短工赚钱。
马莉不觉得这样的转圜有多少用处，“（淡季打工的），你以为他们旺季回来能赚钱吗？旺季各个都回来了，那些铺位紧俏的要死，租金又涨上去了。”
高文元最近两个月，也很少固定店铺。在龙华这家城中村小店里枯坐一个上午，高文元只卖出了100 多块的营业额，勉强覆盖租金。他之前在这家店铺做过一次生意，那天他的流水有七八百。他原打算做完这次生意，把这间店铺也固定下来，上午的营业额让他打消了念头。
高文元在微信上打听另一个同行的生意，“租金260 元，卖了500 多块（流水），扣除成本也是亏的”。
“淡季生意差，空置的日租店铺也很多。日租店现在越来越多了，位置不好、租不出去倒闭的也不少。”6 月中旬，高文元在短视频上分享了他在罗湖一家日租店摆摊的日常，半个月后，我再去寻访，这家日租店已经改头换面为“XX 美发店”。
“我的熟人里面，起码几十个人在搞日租店放租，做的人太多了，竞争越来越大了”，老李告诉我。
老李按淡旺季调整日租金，“淡季亏本也要租啊”。当然，旺季时铺位抢手，他也会把租金调到高位。我家门口这间店铺，原价1100 元的日租金，淡季时只要能覆盖成本，老李也愿意降价出手。
老李手里的七八个日租商铺中，有两间生意尤其红火，在最近这样的淡季，租赁排期已经排到了一个月后，老李称之为“旺铺”。也有一些店铺，让老李有些费神，比如我家门口这间，虽有一些利润，可每月2.5 万的成本总让他觉得有压力，“对我来说可要也不要，别人看上了，能转租出去赚一点转让费也不错”。
相比疫情之前，老李现在找店面，不必再为转让费、喝茶费大伤脑筋。他去年在宝安租到一家“旺铺”，给房东付了2 万的喝茶费，他听隔壁商户讲，在疫情之前，这家铺面的转让费高达20 万。
对老李来说，这样的捡漏机会不多。“虽然很多店铺空着，可地段好，人流大的商铺还是不愁租。地段差的，再便宜我也不敢随便租，我怕砸手里。”
流动的生意，流动地生存
雨势渐渐变小，高文元开始收摊，悬挂在“6 元/份鸡蛋肠粉”的价格牌前的连衣裙，被他一一摘了下来。
这样略显违和的背景，高文元见怪不怪。他去过的日租店，大多保留着过去的招牌或价格牌。有经营一个月匆匆关门，亏损10多万收场的生鲜小超市，有楼市遇冷后撤离的地产中介门店，还有化妆品店、海鲜店等。
这些招牌里，残存着小生意人的一段经历。高文元不知道自己年前关掉的那间服装店，招牌是否还留在原地。
高文元摊位上的童装，都是以往的存货。他的实体店，生意从2016 年开始每况愈下，转机出现在2020 年春天，疫情刚刚开始，高文元分享的视频迎来了流量红利，不断有人通过短视频平台找他批发童装，“一天赚几千块不成问题”，那段时间搞批发赚了不少钱。
找他批发童装的，绝大部分是全国各地“摆地摊的人”，高文元当时心里惊讶，“怎么这么多人要摆摊”。买家们一次批发额只有数千块，这其中以宝妈居多，还有一些人其他小生意失败了，想尝试童装生意。有个广西的小伙子，找高文元批发童装前，卖过几个月的烧烤，烧烤生意没赚到钱，又想试试卖童装。
高文元的批发生意几乎没有什么回头客，“他们拿回去，应该也没卖出去”，一次交易过后，绝大多数买家再无回音。
流量红利只持续了10 个月左右，平台判定他的短视频有营销性质，封了账号，高文元的批发生意急转直下。在此之前，老高雄心勃勃，把前几个月赚到的钱砸了出去，他投入20 万开了一家童装展示店，还计划再搞个直播间，“在我这里搞批发的人，可以照着我的展示店开店”。
积压在手里的大量童装，新店的前期投入和租金，货仓的租金，让高文元和妻子不堪重负，也因此背上了债务。去年年底，妻子出去打工，老高关掉实体店，流转在各个日租店里摆摊。
虽说当下生意陷入困境，回看过去十五年在深圳的经历，高文元依然知足。他跟妻子刚来深圳时，开着一台旧面包车，身上只有5000 块钱，“现在惠州有一套房子，车子也换了新的，有房有车算不错了”。
初到深圳的前两年，高文元正是靠摆地摊，攒下第一笔钱盘下店面。开店这些年，他一直关注早年间认识的那些摊主，以及这门生意的变化，“每年都有人进来，每年都有人离开，不是谁都能做好的”。
我是从抖音上结识高文元的。他每隔一两天更新一次摆摊视频。每个视频的开场白，通常是“天还没有亮”，“天刚刚亮起来”，画面是他匆匆赶到日租店门前的场景。这个时间一般在凌晨5 点左右，他要赶在早市之前卸货、铺货，把花花绿绿的童装摆满整个铺面。
在不同的日租店里摆摊，高文元碰见过各种各样的同行，他在视频里也记录下了他们的经历。有些人跟老高一样，经历过生意上的起落——一位摆摊卖菜的大姐，以前水果生意做得风光，生意亏损之后，家里的奔驰车被开走抵债。也有不少人，摆了十几年地摊，除了日租商铺这个选择，还有超市门口、露天广场……他们起早贪黑，流转奔波在珠三角各条人流拥挤的街道。
前几天，高文元在布吉，结识了一位在隔壁店铺摆摊的惠州人。惠州人卖鞋子，他告诉高文元，惠州的店面租金便宜，人流量也大，但愿意花钱买鞋子的人少。惠州人觉得深圳的购买力强，便在布吉租下三天铺面。没想到那三天连续刮风下雨，生意乏人问津，算上租金、货拉拉送货费等成本，惠州人亏了2000 多元。
上个月妻子问高文元，“你现在拍这些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拍下我的日常生活。前几年拍那些视频，是要推广生意，现在单纯是想记录一下，将来哪天想起这一段（经历），还能拿出来看看”，高文元说。
备注：文中马莉为化名。
为啥发这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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