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门口的招聘宣传栏。徐德痕/摄
“男性不要”
令我颇感意外的是，男性成为了我“被拒”的最多理由，大量工厂表示只招女工。
最终，我无奈拨通了天桥下的那个电话。
听到我的声音，对方表现得异常诧异，“现在很少有男孩子想进工厂了。”
对面平复了一下心情后对我介绍，往年都是工人挑选工厂，觉得不爽就不干，今年反过来了，因为务工的人多，都是工厂挑人。
“女孩子干活老实，也会待得稳定一点，现在的工厂要么只要女孩子，要么就是当男女工人比例达到1∶1 才会招男工，男工岁数大的也不要，超过35 岁的男工，肯定是没有工厂会要的。”
我正想追问男工不是在苦力活上比女性有优势，对面又继续开始介绍，我感觉他更像是在诉苦。
“今年难啊，工厂给开的价钱低，还都不要人，经常是100 个人过去面试，就留下二三十个。”
“就跟选美似的，要女孩子还要年轻漂亮一点的，男孩子，年龄再大一些，歪头斜脑的，长得不够精神靓仔的也不要。”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点后悔没有打开视频和他通话，万一他看到我这么英俊潇洒，或许直接给我推荐到一个好厂子也说不定。
得知我和他是老乡后，他试图推荐我去另外一个老乡所在的工厂上班，“那个厂子不大，三四十个人，不用穿工服，还可以日结工资。”
最后，老乡见老乡，并没有给老乡提供工作。
几经周折后，我在一个占地约10 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中找到了一个工厂，一个只有4 栋独立厂房的工厂，员工总人数不到2000 人。
我选择它的原因是，宿舍楼的外墙上飘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天天招普工”。
招聘人员见到我后反复向我强调，工厂是非常正规的。
但是我注意到，虽然该厂的传单上标注着“做五休二”，但招聘人员介绍的却是“做六休一”。
我面试期间，还有一名中年妇女来咨询，她主要是纠结夜班问题，按规定是白班和夜班按月调。
招聘人员看出了我的犹豫，她赶忙掏出了十道题让我做一下，然后起身去应付那名中年妇女。
10 道测试题，均为选择题，考查范围包括数学、常识、英文等，60 分及格。
题目有：王叔叔的身高是1.8 米，站在游泳池中露出水面0.3 米，泳池有多深？
再比如有：科举殿试第一名叫做什么？
见我看着题发愣，招聘人员以为我遇到了困难，对我说“答不出来也没事哈”。
就这样，我作为该厂11 名新员工之一，直接被带到医院做入职体检，随后就提桶去找自己的宿舍。
“适应几天就好了”
距离分配给我的宿舍还有将近20 米的时候，我听到了“冲击钻”的声音。
我原以为是宿舍房间还在装修，没想到是屋内一位刚上完夜班的大哥正在睡觉。
房间内只有他一个人，其他都是空床，有的床上还铺着去年夏天用过的凉席。
我们几个新员工坐下来后，大家就开始算起了工资。
该厂的基本工资是2400 余元。比市里的最低薪资标准多100 元。工友们告诉我，很多厂的底薪基本上都是按照最低薪资标准来的。
“不要看什么厂，就看工资高不高就行了，出来是要挣钱的”。90 后的重庆工友阿军向我传授经验，“咱们这个厂子是坐班的，就不错了，有的厂子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累到起了哈”。
我们算了一下，平日加班工时费是20 元，休息日是27 元，一个月加班封顶86 个小时，算上饭钱和保险的钱，一个月到手3000 多元。
大家算完工资后，宿舍内陷入寂静。还是阿军及时说话缓解了尴尬，“行情不好噻，老子去年在东莞的玩具厂，搞不下去喽，我们先干几个月，再看看外面的行情。”
阿军的大嗓门把“冲击钻”大哥吵醒了，“冲击钻”揉揉眼睛说：“底薪3000 元的工厂也有，问题是进不去啊。现在外面消费高，喝酒唱歌，一个月玩一次工资就啥也剩不下了。”
室友阿黑，已经是“三进宫”了，5 年前第一次来到现在的工厂，工资没有变过，这次进厂是因为过完年后出门找工作晚了，所以先拿这里过渡一下。
阿黑生于1994 年，是厂里罕见的广东本地人，他告诉我，珠三角地区的工厂里有“三不多”。
“本地人不多，年轻人不多，年轻的女工更不多。”
我一边想着，一边开始打量起这个拥有4 个上下铺的8 人间宿舍。
此行入住的宿舍。
宿舍房间里只有两个插座，均位于接近天花板位置，供电风扇使用。
阳台上有几个单独的USB 接口，此外想要充电就只能上房间外的走廊里。卫浴一体化，花洒下边就是蹲坑，开水只能在楼道里打。
一栋住宿楼里只有一个WiFi 信号，因为人多，网速勉强能达到2G 水平。按照工厂规定，工人一天只能使用宿舍楼内的WiFi 三个小时。
由于“冲击钻”大哥上完夜班后的呼噜过于震撼，大家都非常担心被安排到夜班。
“你们年轻人还好，我年纪大不知道怎么办。”室友九哥对我说，他是和朋友一去来工厂的，但是朋友没有聘上，他却留了下来，作为宿舍中年纪最大的工友，他没有过多谈起自己的过往，只是在临睡前嘱咐我：“适应几天就好了。”
第二天便是培训和签合同。
总结来说就是学习工厂的企业文化，虽然是培训，但是正常算工资。合同是规范的，但之前签署的员工声明等文件，则要工人签署自愿接受一定程度的加班工作，接受轮班，包括夜班。
随后工厂大力鼓吹了团队文化和员工的个人发展。
但真实的情况往往难以如愿。我所在的工厂设置了KTV 和图书馆等，但KTV 的营业时间是晚上6 点至9 点。而工人上的长白班，从早上8 点半，到晚上9 点。长夜班则是从晚上9 点到早上8 点。KTV 中的设施和普通的工人几乎没什么关系。
这样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显然与当下年轻人的需求彻底脱节，图书馆的利用率很低，其中不少报刊杂志还是2020 年的。
会被替代吗？
“过两年就全部自动化了。”一位女工对上工第一天的阿军说。
“放心，再怎么自动化，车间都要留两三个人的。”阿军安抚着女工，仅仅一天，阿军就和女工混熟了，这是一种能在工厂长期生存下去的能力，我确实没有。
我们还是先被安排到白班，但确实“好景不长”，一周后全员都要转至夜班。
前天到宿舍的时候，室友小林算工资时很积极，却没有出现在车间，他“跑路”了。
对于小林的“跑路”，车间的“拉长”（管理人员），并未感到意外，而是指挥着我们开始工作。
穿上防静电服，换上厂鞋，这就是基本的装备。在车间中，只需要通过工牌进行人员的辨别，夹在衣服上的是普工，戴脖子上的是管理人员。
车间门上的LED 灯提示，里面已经有三年多时间未发生工伤事件了。
推开门，机器的转动声才传了过来。
车间里，大多都是中年人，年轻的工人不多见。我们所在的流水线任务是做血糖仪的组装代工，我被安排去组装血糖仪的泵。
弄这一个和鹌鹑蛋差不多大的东西，流水线上有25 名工人。
带我的“师父”是1999 年的，他也刚来没几天。具体的工作内容，就是把一个线圈，装到一个形似小猪佩奇的模具里面。
用“师父”的话来说，这是项轻活，要把自己手上的镊子想象成是手术台上的镊子。难度不大，很快我就学会了。按照当天的产量要求，我们需要组装2500 多个泵，干完了才能下班。
车间里灯火通明，窗户用白色的胶带封着，每个工人的头顶上都会有一盏鸵鸟蛋大小的灯，锃光瓦亮，让人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
不一会，“师父”悄悄问我：“你会不会说粤语？”我点点头后，他开始了加密通话。
他吐槽起这里的管理人员，闲事管太多，坐姿也要管；盯着工人，不让看手机……很快聊到车间女工的相貌，“好看的都不在咱们车间”。
“一看这就是个养老厂，在这里找不到对象。”“师父”对我说。
高中毕业后，“师父”进过很多工厂，玩具厂、电子厂……上一家干了半年。他告诉我，自己是常年“驻厂”的。
“我也想去做点服务业的，不想进厂了，干久了有点木讷，想多和人接触，端盘子送外卖也行。”按他的说法，他是看到路边两个招聘人员在太阳底下暴晒，抱着同情心进来的，他打算在这干一两个月就走人，“熬一个月就好了，有钱了”。
车间中的工作过于重复简单，如果不和工友攀谈，一天真的会闷死。看着坐在旁边看守大型机械的工友，我心生羡慕。
在工厂中，上手难度越低，就意味着越容易被替代。
上工的第二天，我又被安排装电池盒里的弹簧，放在指定的位置，用镊子摁一下即可，全程就两个动作。
安装电池盒弹簧
我深深感受到了工作观念不同带来的冲击。
“周末两倍工资，不要白不要”，一名工人很欢快地说。明显感觉到，到了周末大家干劲更强了。一天抵平时两天的工资，平时晚上加三个小时班也能抵大半天的工资，得靠加班才能挣到钱。因此，即使工作提前完成了，也要待到准点下班，他们并不痛恨加班，反而埋怨限制加班时间。
等到第一个夜班的时候，我被安排去了那个心心念念的大型机械，看上去高端的工作，其实枯燥无味。
把零部件放到机器里，再由机器自动完成焊接就行了，全程不超过4 个动作。还没到夜里12 点，我就已经开始犯困。
在工人面前，机器像是庞然大物。它们更智能，而流水线一环紧扣一环，工人必须运动起来，在我看来，我们更像是重复运动的机器。
我“跑路”了
这个厂里的工人分为5 个级别，但从第一级到第五级，薪资差别也就是多了几百块钱底薪。而他们代工的血糖仪，市场价一个在四五百元左右。
一位年长的女工对我说，工厂的业绩上涨得很快，几年前，一天的产量也才五百多。厂里像她这样的中年妇女，还有不少。老员工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比年轻人慢。有时放假，她们也会去找点临时工，因为还有孩子要养。
但对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无疑是枯燥、封闭的，更重要的是收入满足不了自己的意愿，而且看不到上升通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厂的样貌有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的工厂，不仅仅是一个个生产车间独立而成，而更像是一个小社区。
曾经不少的大型厂区中，甚至有自己的医院、学院、幼儿园、菜市场……几代人甚至都可以生活在工厂的范围内。
但如今大部分工厂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年轻人从工厂中除了获取微薄的工资之外，并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东西。
高度信息化的当下，年轻人接收到信息越来越多，新兴业态也越来越多，用一部手机就可以知道同龄人都在做什么，在玩什么，在吃什么，即便是在工资相同的情况下，枯燥乏味的工厂工作，几乎对年轻人没有任何吸引力。
而交通的便捷和成本的降低，地域也不再是禁锢年轻人的藩篱，哪怕是一张站票，都可以让人在48 小时之内从哈尔滨到海口。相比于老一辈人由乡土带来的安全感来说，年轻人更相信钞票带来的安全感。
说白了，有趣的工作和理想的工资至少要占一项，要么有趣，有么有钱，但如今的工厂都给予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厂主们说出的任何其他的“好处”，在年轻人看来都是苍白的。
“过渡”、“混日子”，是我在工厂的几天中听到最多的表达。为什么留不住年轻人？我问工厂里的“助理拉长”（管理人员），她沉默了几秒，像是已经有了答案，但她没有回答。
我还记得，她将我做错的一盘材料摆到自己面前，主动替我“背锅”。她在这里工作了8 年，已记不清挽留过多少年轻人。
“年轻人最好还是不要进厂，去学一些有用的东西”，阿黑和我讨论起来。
他告诉我自己也是“过渡”，初中毕业后就去外地帮往工地运纸皮的舅舅运货，早早就考到了驾驶证。等热天下雨，河里沙多，他就回家跑车，比在工厂挣钱多了。
在第一天午休后，我稍微迟到了一会，返回工位时，“师父”就以为我“跑路”了。
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在工作了3 天后，和我一起来的11 个人，就剩下了3 个了。
当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适应几天就好了”的九哥，在第一天中午回到宿舍后，就收拾包裹走掉了。
走之前他对我说，自己是82 年的，家里有两个娃，每月房贷4000 多，在工厂上班没办法还贷。他只能欺骗自己的妻子，“体检没过关”。
来这里之前，九哥是广西某地级市一家房地产公司门店的店长，原来每个月能赚一万多。“这两年赚不到钱，还向银行贷了10 万，今年5 月份到期”。
小女儿在念初中，大儿子今年高考，进厂是迫不得已，但仅仅半天，他就受不了。
一周后，我决定“跑路”。
我走的那天，宿舍里又进来两个年轻的新人。他们同样在讨论白班和夜班，同样算起了工资，并询问我，这里工作怎么样。
我背起包，想起了九哥的话，“适应几天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