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红墙巷那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每到入夜，黄桷兰飘香，香得人觉都睡不着——致母亲节
我清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眼睛大大的，是一种清丽的漂亮。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革命时代所有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卷上去，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拉兹，长大了一定要当法官，当了法官才能保护妈妈”……这是印度电影《流浪者之歌》的台词，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后来知道，她的父亲一夜间被打成极右、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最后死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瓦房里，死的时候小腿肿得发亮，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他和伟大领袖同一天死的。居委会说不准办追悼会，反革命分子怎么可以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办追悼会呢。
不能在院里搭灵棚，妈妈只好在屋里摆上照片，用棉被和布条把门窗捂紧，低低清唱了外公喜欢听的京剧片折子戏《断桥》。
妈妈在剧团里本来是唱全本《玉堂春》的，后来只能演台湾来的女特务，再后来就只许演偷公社苞谷的地主婆。这算幸运，有成份不好的女演员被剃了阴阳头，押上高高的板登坐“喷气式”，双手反剪，被人从后面踹翻凳子，整个身体向前猛摔出去。目睹此景，妈妈就活在巨大的不安里，记忆中，她和爸爸一直没完没了地吵，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她这种黑五类不可以留在文艺团体，要么喷气式，要么下放藏区。终于有机会去了一家街办工厂，工种是往电瓶里灌注盐酸、切割整根的钢筋。可自幼闻惯水粉的她，受不了盐酸呛人的味道，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抱不起粗重的钢筋。她做工时还戴着丝巾，怕被粗布工装磨伤脖子，下工后还用香皂洗手，再仔细抹上友谊牌雪花膏。大姐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要改造。
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得到改造，扔掉丝巾，开始混迹于一帮孔武有力、大声说笑的女工中。她学习岔着腿蹲在马路边上吃饭，为了配合大家，听到粗俗的玩笑，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这样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
可是我妈还是很孤独，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他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重新回到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三是重返小时候住过的四合院，成都红墙巷39号。她父亲是公派日本的留学生，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归国。归途中在对马海峡突遇风浪差点死掉，并先后在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时还被关麟征邀去黄埔军校兼任文职教官。那时文人富裕，外公拥有三进院落，养活着整个家族。
我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后园种着一棵黄桷兰，从夏到秋，香得人睡都睡不着……她常央求勤务兵带着她去后花园捉麻雀，撒把米，木棍儿支着笮盖，有麻雀跑来吃食，就把细绳一拉。她还喜欢穿红色跳舞鞋，学上海来的顾太太那样踮起脚尖跳交谊舞……总之，成都红墙巷39号是我妈关于美好生活的标志，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烟火熏黄的房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每到夏天，黄桷兰香得人睡不着觉。待到深秋，燕子走了，银杏树又把叶子洒落一地，碎金般夺目。
一夜风暴，就刮掉了燕子窝。我妈记得那天晚上枪声不断，就像爆豆子一样。等天光大亮，才知道父亲在凌晨开始的全城大抓捕里被带走。全家也被扫地出门，母亲带四个孩子四处漂泊，低声求人，终于在宁夏街一间铁皮和竹混搭的棚里安身下来。
可是，饿。
我妈说，那时饿得天都变成了青色的。那是缺糖的表现。她母亲让孩子们脱了棉衣棉裤躺床上保存体力，她从棉裤里掏出棉花做成小孩冬鞋，把毛线衣拆了勾成小圆帽，上街叫卖，一天能挣五六个烤红薯。命是保住了，但几天过后眼见棉花掏空、毛衣也没了……外婆卖血已无血可卖，正想跳沙河自杀，忽在河边听说鹅卵石可以卖钱，建军工厂用的，飞快返家带着我妈跑到沙河边，扑嗵跳下去。正是冬天，母女俩在刺骨沙河捞着石头，开心地捞着，数着冰冷的石头，像数着滚烫的烤红薯。
我妈总说：那时我才八岁，我这老寒腿就是那时落下的。
我妈之所以能进剧团，也是因为饿。那天听说到宁夏街排队可以领馒头，她飞快跑去却被流浪汉们挤出来，见不远处有个队列人少、干净，便挤进去……几个军人打量她，让她抬腿试柔韧性，又让唱歌，我妈就使劲唱起“燕子，燕子，你轻轻地来，燕子，燕子，又开心地走……”这是她在民国时基督教幼儿园里学来的，领头的军人沉吟一会儿，说了声“好，你来西南军区文工团吧”……
从此我妈每天都能吃上馒头了，还常偷回家，举家一起唱“燕子，燕子，你轻轻地来……”。几年之后，她的母亲便走了，走时两腿奇痛，低声叫着我妈的乳名“咪娃，咪娃，我痛啊、痛啊”。多年以后我妈都断定：那就是下沙河捞石头落下的病。
这个国家的命运左右着所有女性的命运，命运一边摧毁着她们，一边让她们像竹子般坚韧。作为黑五类的我妈下放到街办厂后，一直梦想重回舞台，可是一次事故让妈妈毁掉嗓子。那天，为了给一个赶急路的司机电瓶充电，她手忙脚乱忘带口罩，吸进大量挥发的盐酸，当即哑了……她是半个月后才能说话的，但全无当年的“嘎呗儿脆”。当年在剧团，她能唱全本的《玉堂春》，当年在春熙大舞台选角，她师傅花想容曾这么夸赞：
这丫头的嗓子，能把井水唱成溪水。
我还记得，那天妈妈嗓子勉强恢复后，抱着我流了好久的泪，半晌，哑哑地对我说出一句：儿子，妈妈爱你……
我知道，这是在告诉我，失去舞台梦想的她开始着手实现第二个梦想了。她很想让儿子穿着体面衣服去上课，背漂亮的双肩书包，像同学一样吃着早餐面包，可她实在没钱。那天我因为没有白球鞋，老师禁止我参加校运会排练，让我滚回家。我妈像一头愤怒母狮冲到学校大吵一架，面目狰狞……她用全家积蓄给我买了白球鞋参加了第二天校运会，然后辞去月薪30多块的街办厂工作，办起成都第一家私人幼儿园，其实，就是帮别人带孩子。
妈说：妈除了唱戏，也不会干别的，妈得让你有体面。
那是一段艰辛岁月，无数夜晚，我看见我妈蜷伏在孩子们的床边，疲惫打盹，她生怕哪个孩子感冒发烧，出了大事。她每晚睡不安稳，至今患有严重失眠症。洁癖的她坚持每天给孩子们换洗干净衣服、熨烫平整。她说，“孩子们是我的体面，带到街上、公园，孩子们体体面面，生意也才好”。
可渐渐地，能翻出漂亮云手的手指，因天天洗衣物变得关节粗大、变形，曾在春熙大舞台走过曼妙台步的身材，也不可逆转地变形、丑陋。我妈眼角下垂，视力下降，因长期神经紧张，胃部也出现了问题。
终于一月能挣到两千块钱了，那天，妈妈带我去成都饭店吃了西餐，在小杜裁缝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看着高岔，她突然害羞地悄悄问我：妈妈的边岔是不是开得太高了，妈已经老了呢。
我妈不可阻挡地老了，失去重回舞台的梦想，另一个梦想即儿子出人头地，也十分渺茫。我不知何时才能让她实现第三个梦想，住进带花园的房子。我是如此没出息的儿子，只能借钱买一处便宜的远郊顶楼，在屋顶上种了些花花草草。
花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太粗心，我妈身体已大不如前，高血压和骨刺常折磨她，每次爬楼，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她说：住得高好啊，空气清新。她脸上的痛苦表情告诉我，这是安慰我。这样的粗心给我惩罚。有一天我妈正在洗澡，悄无声息地倒下了……蛛网膜破裂导致脑溢血，医生说只有30%的生存机率。
那天晚上，我徘徊在省医院门口，我向苍天发誓，一定要给我妈买一处不用爬楼的房子。奇迹发生，我妈竟活过来了，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儿啊，我梦到院子里种了好多的花，花香真是浓啊，浓得把我抬起来了，我就在香味中飘啊，飘……
我知道，那是麻药的原因。
我不假思索跳槽到收入更高的报社，交了一套电梯公寓的首付。从此我妈不用与骨刺做斗争，但我仍没办法帮她实现第三个梦想：在缱绻如梦的花园里，让妈妈夏天嗅到黄桷兰，秋天闻到桂花香，在发黄的屋檐下，看燕子们飞去飞来……
那一年，致力于打造中产阶级梦想的我，对新房进行了一场所谓“新殖民地风格”的装修。我感到妈妈隐隐失落，她再也不能在家里做豆瓣了，全封闭落地窗的阳台，只能盆栽些花草。她搞不懂我为何要在客厅里装一个假壁炉却不能取暖，中央空调又让她闷得喘不过气来。她最不爽的是，为了追忆一下曾经的青衣时光，刚在阳台上吊一声嗓子，保安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楼提醒：太婆，有人提意见了……
她还是想念红墙巷，想念燕子飞来飞去的样子，晚上黄桷兰香得让人睡不着觉……她提出能不能换到一楼住，种点花儿，再种点黄瓜、香葱，不打农药，比菜市场新鲜。可是一楼贵十几万，我哂然“你真是老土”。这时妈妈就不说话了，默默听我阐述“新殖民地风格”的理念和艺术气息。后来，她还会主动向来的客人转述：这新殖民地风格啊，其实跟殖民地不是一回事，很先进的。
于是，我定期带她去已不复旧时模样的红墙巷。她会指着某处说：看，这以前是四姑家的前庭，这是孙师长的后花园，这是外公的书房，每晚他都让外婆从窗户放下吊篮，买些醪糟汤圆、红油抄手，全家宵夜。那青石板路啊磨得亮亮的，能照见天上的月亮，斜对面土司的女儿太美了，可是总对着月亮梳头，也不怕白天忧愁……她念念叨叨，我就带她去旁边宽巷子吃醪糟汤圆、红油抄手，买些时令的花儿，她嗅着嗅着，眼神就变得年轻起来，亮晶晶的，但仍固执地说“如今的黄桷兰，真是没以前香了……”
我妈越老还小了，神情和行为显示出不可逆转的幼稚。除了缠着我要礼物，还缠着打扑克，还常常偷牌，得手后一脸诡异的微笑。可是老眼昏花，并没发觉她的儿子已偷走更多的好牌……有时我看不下去，悄悄把好牌塞到她的轮次上。她大获全胜，就很开心，又开始回忆小时候坐在红墙巷葡萄架下打扑克的光景，隔着镂空窗檩偷看大人们跳交谊舞，留声机里的黑胶唱片总有周璇唱的歌曲……她总重复这些故事，我并不想听，她就生闷气，又去看已经滚瓜烂熟的《大宅门》，一个人念叨好几个人的台词，感叹今不如昔……
我妈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也不是教科书里那种慈祥厚重的母亲。她只是一个没落大户人家的女子，不喜欢工厂，不喜欢土改，骨子里反感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她认为那场革命拿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包括红墙巷的院子。她翻看发黄的照片总念叨“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去念想她最好的时候，在春熙大舞台挥动长长的水袖，浅唱低吟“花光月影宜相照”“当肯嫁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嗟叹之间，徒增伤感。
她一生的经历让她无比敏感，心思细得可以穿过针孔，能聆听到针掉在地下的声音。一个旧式家庭的女子因中国革命的激荡变幻，命运多舛，只好追忆类似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老式浪漫，年华似水、抽刀难断。她甚至将她的儿子当成她对这个世界关于男人的全部希望。至少，儿子能让她保持重回红墙巷的幻想，对于她而言，这无比重要，而且神圣。
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一个字、一个字，像一块砖、一块砖在修砌着一间大房子，让她真地能重回红墙巷39号，看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晚上黄桷兰飘香，香得连觉都睡不着……
那是一个曾经漂亮、被中国革命和中国式生活弄得无比神伤的女人，一辈子的梦想。
2006年5月15日，母亲节李承鹏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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