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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今天你那里天气怎么样？有没有穿着漂亮裙子出去和朋友喝咖啡？五月份的晚风配什么样的酒才最好呢？
我最近的咖啡都是坐在窗台上喝的，一些会被挂路灯的小资产阶级行为
这是我封控中的第43天，我常常觉得现在是三月，三月我能出去的最后一个月份，但其实现在已经五月了。相信上海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已经失去了一些对时间的体感。既感受不到0-24时的时间，也感受不到具体季节的时间。.jpg)
三月最后一次出门看樱花的时候，还要穿两层的开司米。转眼现在下楼做核酸就已经是短袖的季节了。
摄影：勺儿
在这种时节里我再次想起张爱玲的《烬余录》，觉得格外应景。现在的上海滩，要是还有哪位没看过烬余录并产生深刻共鸣的话，我真的会伤心的，比蔬菜烂掉更伤心。
一直以来有人评价张爱玲“小情小爱写得很好，格局上差了太多”。这样的评价对应到如今上海疫情中，你会发现这股子“小情小爱、小布尔乔亚式矫情”的味道，真是一脉相承。前有大小姐冒死看电影、披着绫罗绸缎逃命，后有上海人民西装革履做核酸，公交车站台喝咖啡。这都是要被大局党们挂路灯的行为。
经历过后再去看张爱玲，似乎更能读懂她和上海这座城市的牵绊。在张爱玲的笔下，在这次封控中，更加显露这座城市的vibe。
在我看来决定一座城市气质的，不是具象的建筑或街道，而是一种vibe，一种虚无缥缈的文化氛围，就像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描述的那样。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这便是此次疫情中我再次意识到“表达”的重要性的来处，如果每个人都不记录下自己的遭遇和所思所想，最后我们就只剩下“正确的集体记忆”，我们就将表达的场地拱手相让。
“正确的集体记忆”重要，个人的感受记忆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它不经粉饰，没有歌功颂德的kpi。
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这篇。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战争中个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
在三月末四月初浦西刚开始封控时，不少小区出现了穿得西装革履、大早上起来吹头发化妆下楼做核酸的场景，当时这种行为网上被小小嘲讽了一通，就连我自己的微博也没能免俗。但是越封控到后面，我越对此感到抱歉。
“到底穿什么做核酸才是对的”似乎是很多人都困惑过的问题。毕竟就像张爱玲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中并没有核酸场合穿的衣服。“战争中每个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在核酸着装上也是一样的：
穿着睡衣踩着拖鞋就下来的，和那些换了衣服穿着外出鞋子穿了外套下来的，就算在平日里大概也很难聊到一块儿去。
都五月份了还穿着冬天保暖连体毛绒睡衣下来的，不是身体虚寒怕冷，那便是着实过的有点糊弄了。
身上衣服看起来不错，但是却沾满毛球的，八成家里养了猫，还不止一只。成双成对出现的情侣往往在着装上有着极高的相似度，潮牌与潮牌一起、大logo和明显的gucci套装肯定是一家，穿无印良品性冷淡麻布衫的看起来不像情侣，倒像是一对修仙的道友。
那些借核酸机会，约定好穿着晚礼服和正装下楼，还评选最佳着装者的小区，着实是有点不一般的。
至于我自己，我的第一步堕落发生在四月中下旬，那一天我下楼做核酸的时候放弃了穿胸罩；第二步堕落发生在5月14日，那一天我穿着睡裙套了件外套就下去了，以前我可是出门倒垃圾都要梳头洗脸换衣服的人啊。穿着睡裙站在太阳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内心有一些东西是悄悄崩塌了。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虽然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
我从十六岁开始到现在，十几年间，几乎保持了每年至少搬一次家的频率，小则跨城、大则跨国。每次搬家时我都会被自己所拥有衣服的数量震惊，每一次被震惊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张爱玲烬余录里那个在战火下搬着绫罗绸缎逃命的女人苏雷珈，这不就是我吗？
但没有任何一次像现在这样，我会觉得自己如此像苏雷珈。
我原本是打算跑路的，循着勇敢朋友的前路，提桶跑路，包车去省外。直至收拾细软时，才惊觉自己到底有多少东西。单是衣服便有十大包，还不算鞋帽首饰、香水化妆品、胶片相机和唱片。快递没有开工，任何东西都寄不出去；这么多东西放谁家里都是一个大麻烦。
最后的希望（极兔快递）破灭的那天早上，我十点钟就坐在一楼客厅里喝起了酒。坐在一堆轻纱薄缦真丝皮草里一边喝酒一边崩溃大哭。哭自己的怯懦软弱，哭极兔快递给了我虚假的希望，哭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旧时光，哭自己不够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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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坐在这张地毯中间哭的
我再次想起张爱玲在某一篇战时散文里说的（最近真的看太多，以至于都记得）：那些舍不下家当的，因着自己收藏的古本珍籍书而“生了根”留在内地的人，便是再也走不了了。
我又想起在二战前夕欧洲犹太人回忆录里、在逃离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家庭回忆录里写他们收拾细软的细节。那些刺绣的桌布、祖先的画像、全家人的照片、祖母的戒指、具有纪念意义的水晶酒杯、传了三代人的钢琴，全都得扔下，只能提着一个小皮箱义无反顾的逃命去，将自己所珍视的一切留在身后，留给野蛮世界，留下来被砸碎。
提着小皮箱跑了的人，只能逃到新世界里去，在没有人知道ta过往的新世界里做一个破碎的、不完整的新人。
有的是人会站着说话不腰疼说衣服哪有人重要，以后再买就是了。不，我做不到，这些轻纱薄缦唱片书籍不只是物品，它们是我的生活，是我“正常生活”的构成部分，是我爱过的一切留下的证据，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痕迹。如果它们都被毁了，就等于过去的我的一部分崩塌了，再也没有办法被重建起来。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要不怎么说中国人念旧呢，这等性格中的劣根性也是历经一百多年传承下来了。我无意嘲讽他人，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
这便是如今封控中大多数人的现状了：觉得不满，但也只是发发牢骚，最多为难下居委。群里问得更深的问题，往往都会被团购消息刷下去。
常有外地朋友问我现在是不是好转了，我说那要看你怎么界定“好”了。
现在肚子是饿不着了，甚至能团上lady m的蛋糕，傻逼操作却越来越多了。
基本上类似于动物园伙食标准提升了，但是你还是猴儿，从吃糠咽菜变成了一天十个香蕉难道猴儿就不是猴儿了吗？
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一百年，没有想着站起来却净琢磨怎么把其他想坐板凳的人给挤下去了。
现下封控中的人大约分为几类：
大胆反抗的，有的在铁拳下勉力维持了家人的安危，有的已经被上门“教育”了；
努力发声的，不是被炸号就是被电话教育了；
敢于通过程序正义的方式维权的，有的如愿以偿，有的还是维持原样；
大多数人不满的声音在能吃饱后骤然降低，果然人只有一张嘴，被食物塞住了便不好讲话，诚如孔子所言“食不语”。
我倒不觉得收到点政府物资就得感恩戴德跪接圣恩，咱们中国老百姓真是温顺纯良，全然忘了自己“纳税人”的身份。这不是什么“物资大礼包”，不是“礼”，而是应得的民生保障。封城是当代居民的巨大牺牲，这时的物资并非天上掉馅饼，而是来自平日里大家交的税，政府财政这个时候就是要保障民生的。大可不必感恩戴德跪接圣恩。
“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有人问：土豆发芽了能吃吗？
有人答：若在其他地方，那是万万不能吃的；但如果你在上海，那便是可以吃的。
这便是四月份上海居民与食物的关系了，发黄发蔫儿的菜叶子，都掰下来扔进垃圾桶了，想了想又捡起来，安慰自己：“煮熟了的话应该也挺绿的吧”。
莴笋的叶、西兰花的梗全都变得珍贵了起来，我怀疑此刻就算是发artichok，我们也能想尽办法一点都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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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法，黎蒿可保存长达十天之久，我愿将其称为自己的毕生绝学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寻冰激凌喝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激凌。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激凌。里面吱嘎吱嘎全是冰屑子。”
四月中旬，能下楼的第一天，我站在楼门口对着左边的便利店大喊：有人吗！有人吗！能卖东西吗！
半晌，店员声音从隔壁传来，问我买啥？我再次大吼：乌龙茶！雪糕！酒！老干妈！
店员嘶吼回来：没有老干妈！
我：小米辣有吗？！
店员：都没有！！！
我：有啥拿啥！多拿点！
结账时，店员从店门口探出手臂，举着手机，我从楼门口探出手机，镜头拉到无限放大，最终扫上。
东西打包，店员拿出扔曲线球的功力，给我扔到楼道门口。我再发挥出自己卓越的核心稳定和上肢力量，把包裹拖回来。
抱着战利品坐电梯回家，遇上邻居，邻居大惊：你怎么买到的雪糕？
我：站在楼道门口，朝左边大声嘶吼，会有灯神给你扔过来。
后来线上有了一些幽灵店铺开始大胆做外卖（*幽灵店铺：每天不定时，在诡异时间悄悄上线，开个五分钟接完单子就下线，错过概率比错过彩票中奖的概率还大）。北京朋友帮我异地买到了一些哈根达斯，那一刻我好想立刻和她结婚。我诚惶诚恐地捧着哈根达斯的袋子上楼时，感觉自己捧着一个刚出世的婴儿。
当晚立刻洗净擦拭了一屉冷冻层，用来供奉雪糕。想吃雪糕的时候，都得沐浴焚香，调整心态，用品酒的耐心细细每一口。好在随着食品工业水准的提高，我吃的冰激凌里，不再有张小姐那样的“吱嘎吱嘎的冰屑子”。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主义，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渐渐有实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封控久了之后，人的食欲会经历一个从高到低再到高的过程。食欲低是因为在家里不运动消耗少，加上心情郁结；食欲高涨则是因为发现生活中再也没有更快乐的事了，进食快乐，人逐渐变得动物化了起来，每天用一些食物奖励自己、调节心情，仿佛被圈养的动物。
于是人们纷纷对制作美食展现出了热情，在家烘焙做甜品、自己用法压壶打奶泡做拿铁、用电动牙刷改装打蛋器、南方人开始和面、点不上麦当劳的人开始自己切土豆炸薯条、干面包用酒瓶子碾碎成面包糠用来炸鸡块。往日里生酮、低碳、碳循环的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碳水的快乐。
至于说到投机事业，便不得不感叹上海的投机事业发展真是百年如一日的昌盛。抗日战争时如此，抗疫时亦如此。上海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快，比确诊病例增速还更快一些。
居委倒卖通行证只能算是第一集的剧情，街道居委联手贪污倒卖捐赠物资则是常见剧情，接下来还有高价团购、黑骑手、生蛆的鸡鸭、作假的生产日期、长毛的酱鸭、上吐下泻的方腿。
真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胆小的在家里胆战心惊的敲锣求助，得一点物资便感恩戴德；胆大的弄来了通行证，坊间传闻说这几个月里沪上路子野的人，一套房的首付都赚出来了。
在今年之前，我给很多留学生解释是否要回国发展时都会用到来自《权力的游戏》里小指头的一句话：chaos is not a pit，chaos is ladder/混乱不是深渊，混乱是向上的阶梯。在这一次里我感受到了，这一次的chaos对我是pit，对那些借机赚了一套首付的人而言，这可不就是ladder吗？
投机事业，果然是百年传承。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这次封控，在某种程度上让我看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里子”。那就是：体面、讲理、克制。那些八九十岁的独居老人，宁愿一颗包菜吃一周也不开口求助；那些怕麻烦邻居而不肯免费拿青菜无论怎样也要回报的老人；还有那些面对强行带走、强行消杀时克制讲理的居民。
前几天微博上转过一个求助帖，一个曾是竺可桢、巴金、徐悲鸿居住过的小区，在面对毫无根据的入户消杀和不分阴阳的全体转移时，仍然选择了“讲道理”。被小区里的保安点出，保安说：你们就是太讲道理了。听到这话的居民浑身一震，看到这句话的网友也浑身一震，仿佛这场困扰全市两千万人的谜题终于被保安点破。
是啊，我们错就错在太讲道理了。错就错在相信所有人都是讲道理的。
张爱玲以为上海比香港有涵养，便能避免许多悲惨、龌龊的事，近百年后看来，终归是无法避免。虽然没有街头青紫的尸体，但是有被从养老院当作尸体拉走的还活着的老人，被殡仪馆发现送回养老院后，工作人员揭开脸上的布，说了一句：活的。又把布扔回老者脸上，并且继续拉上了裹尸袋的拉链。还有被误以为死亡、已被火化的老者，过了好几天后发现仍然健在，那么被顶名烧掉的是谁呢？这些不是街头青紫的尸体，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张小姐，没想到吧？涵养，终究是害了我们啊。
在那个求助贴的最后，求助人这样写道：“还记得刚刚搬来淮海坊的时候，一位台湾导演来到我们家，路过淮海坊徐悲鸿故居的时候，他站在门口呆住了，几分钟的沉默过后他对我说：好了不起啊，你们住在这里，看到的是和徐悲鸿一样的月亮呢。而今天，徐悲鸿看过的那轮月亮被乌云遮蔽，大雨中响彻小区的一声声呼救，又是否会被那些曾经居住在这里，爱着这里的灵魂听见呢。”
张爱玲在上海住过8个地方，如今这些地方也都处于封控之中，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居民是否食物自由，是否能够按需采买、就医，是否有想起自己几十年前的邻居。
“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
在这次疫情封控中，我说过一句自认为很经典的话：49年之前，上海的租界是外国人划定的；如今，上海的租界是我们的官员在脑子中划定的。辜鸿铭曾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这差不多就是当下某些掌权者的心态吧。
1944年尚属英殖民地的香港派两个大学生出去抬一个英国兵，2022年的上海六个人拉群伺候一个外国人。后来街道出来严正辟谣，说此事不实。不实的部分主要是：派去伺候的是五个人，不是六个人。
五月中上旬流传的一段两位美国女士与一位中国女士的通话录音也很具有戏剧张力：
*为阅读方便，直接用中文译出对话内容
中国女士：为了预防covid的进一步传播，需要你们整楼的人都被转移走
美国女士：我们整层楼都没有确诊，并且已经两天没有与外界接触，我和我们的中国邻居没有人想被转移走，我们想要呆在自己家里，你可以给门上锁，但是不走。
中国女士：你们不走便是将其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美国女士1：那你觉得将我们这些健康人转移走，置于一群阳性确诊病例之中，就是正确的做法吗。
美国女士2：我们愿意在家继续隔离14天，遵守目前的政策。将要去的隔离点不是你们所说的“酒店”，我们有邻居已经去了，发回来的照片显示条件比方舱还恶劣。我们已经告知美国大使馆，作为美国公民我们不需要去隔离点，同时我们的中国邻居也不需要去这样的隔离点。
此时，前期唯唯诺诺、话都说不明白的中国女士，突然非常坚定的说了一句：they will go，your neighbours.
是的，中国人会去的。外国人、中国人都在把自己当人的时候，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所以中国人“they will go”。
“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李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音质我们每天看见他炸茄子，（他只会做一样炸茄子）总觉得凄惨万分。”
我的一个朋友，因为疫情期间做菜颠锅，使得手腕旧伤复发。便只能每日带着an ko rau的护腕继续颠锅、继续做菜。
朋友圈的一些投资人，往日里纵横捭阖，掌管大额资金，分分钟几千万上下（夸张形容）的生意，如今天天在家洗菜择菜做饭洗碗拖地----但好消息是，因着这个，他开始学会尊重家里全职太太的劳动了。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仔细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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