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对推理小说界的贡献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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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世界推理小说三大宗师之一，也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推理小说家。如果说二十世纪推理小说是一座大厦，阿加莎・克里斯蒂无疑是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她一生写了八十本推理小说，塑造了波洛和马普尔小姐这两个经典人物。在她死后，她的作品屡次被影视改编，从《无人生还》到《东方快车谋杀案》，再到《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挑剔的读者很少会在某一位作家身上达成共识，但如今，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他们公认的经典作家。
精彩的故事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为什么能流传至今？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她的小说长处在哪、局限在哪，又为什么成为影视改编的常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阿加莎是故事流的集大成者。所谓故事流，就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吸引力在于故事，故事的精彩程度，决定这部小说的成败。
读者可能会犯嘀咕，小说不都靠故事吗？还真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乔治・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雷蒙・格诺把一个故事用九十九种方式讲述的《风格练习》，都不是传统的故事流写法。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是通俗小说的大师，在她这里，我们可能看不到语言的创新、小说模式的革命，但她是当之无愧的故事高手，她以一己之力创造了“暴风雪山庄”“乡间别墅派”“爱人共犯”等类型的经典作品，所以，她的小说能打破速朽，首先在于故事的质量过硬。
一个厉害的推理小说家，逃不过被借鉴的命运。比如岛田庄司的《占星术杀人魔法》，被《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和《少年包青天》挪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也经常被人借鉴，她的后辈一次次借鉴她，却只能反衬她的精妙。
例如《无人生还》，暴风雪山庄类型的鼻祖之一，不知被抄了多少次，到头来，还是阿加莎玩得最妙。又比如《藏书室女尸之谜》，它的诡计就是东野圭吾《嫌疑人X 的献身》的灵感来源之一。《嫌疑人X 的献身》里有一个情节：男主杀死一个和死者身形相仿的流浪汉，给女主及其女儿制造不在场证明。这一处让我想起《藏书室女尸之谜》里，作案人为了给共犯制造不在场证明，就杀了一个和死者体态相似的女孩，将尸体烧焦。
影视编剧缺灵感，不妨翻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她像是一位数学家，严谨地推导每一步。推理小说家范达因（S.S.Van Dine）曾提出《推理小说二十条守则》，被后辈推理作家誉为信条，如果仔细对比，我们会发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小说往往符合这些准则。《古墓之谜》里，波洛说：“完美的答案必须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阿加莎・克里斯蒂做的就是这件事。
本格推理高手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公认的代表作是《无人生还》《尼罗河上的惨案》《罗杰疑案》《阳光下的罪恶》《东方快车谋杀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底牌》《ABC谋杀案》《谋杀启事》《三幕悲剧》。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知道阿加莎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她尊重读者，叙事明快，又精于结构。她不会为了凑字数，加入肥皂感情戏。换句话说，阿加莎小说中的情爱，大部分都与主线设计紧密相关，她遵循着契诃夫的“手枪”原则，务求每一个人物和情节都是必要的；
第二，她是个本格推理高手。她可以玩惊悚、可以走社会派，但她最擅长的，是本格推理。逻辑、结构、理性推敲，古典小说的灵韵，藏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
第三，她是个刻薄又仁慈的老太太，马普尔小姐是她的一个分身。她看人毒辣，但比许多道貌岸然者更善良、更理解他人处境，这一切源于她对人性的洞察和尊重。
除了这些比较有名的作品，我还喜欢她写的《五只小猪》《长夜》《帷幕》。
《五只小猪》是童谣杀人模式的经典之作，这本书对侦探提出很强限制，侦探在书中获取的信息，和读者一模一样，书中案件是一件尘封已久的疑案，而侦探只能依赖当事人的口述来推理凶手和动机。
《长夜》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文学水平的体现，它的轨迹在阿加莎的小说里并不算第一档，胜在氛围营造和情感渲染的能力。
不得不谈的波洛
至于《帷幕》，这是波洛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作品，波洛系列的收官之作。这本书出版于1975年，写作时间却是在二战前，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担心自己晚年笔力不济，又逢欧陆战争疑云，国内人心惶惶，她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完成了波洛的谢幕演出。
提到阿加莎・克里斯蒂，就不能不重点谈论大侦探波洛。波洛第一次登场是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是阿加莎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处女作。据阿加莎本人说，波洛的原型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比利时难民，她许久地记得那人的面孔，于是有了侦探史上经典的波洛形象。作家借黑斯廷斯上尉的口吻描述了波洛的外貌：
“波洛的外貌十分特殊，身高不及五呎四寸，但是拥有极高贵的情操。他的头形仿若鸡蛋，总是倾向一侧。上唇留着笔直工整的八字胡。全身上下保持得一尘不染。”
不仅如此，“由于他从不运动，甚至连查案方法也尽量避免劳动尊体，所以他的体力不佳，宁可保留所有精力给‘小小的灰色脑细胞’。”
波洛是比利时人，却经常被误认为是法国人，他曾经做过布鲁塞尔的警员，后来当了私家侦探。他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小老头。但就是这样一位侦探，成为阿加莎・克里斯蒂38 部小说中的主角。
波洛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位具有生活气的智者，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也不是猥琐低贱的，而是心存善念、恪守原则，但不会挂在嘴边标榜的务实主义者。如果说福尔摩斯像一个高大俊朗的梦中情人，波洛就像一个诙谐幽默的邻家大叔，这使得波洛注定不会有福尔摩斯那么大的知名度，但对于侦探迷来说，波洛可能更接近真实的智者形象，而福尔摩斯是写给侦探的一封情书。
波洛不只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提线木偶，在许多细节，我们能看到这个人物的人情味。比如《东方快车谋杀案》，当波洛得知，死者是一个当年拿到赎金后依然对一个三岁女孩撕票的绑架犯，而车厢里的12 个人都参与了谋杀，波洛决定为众人提供两个版本的真相，这个细节流露的，正是波洛的恻隐之心。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阿加莎・克里斯蒂纠结的不再是二元对比的善恶，而是应了电影版的一句话——
“这个车上没有杀人犯，只有等待重生的灵魂。”
在谢幕作《帷幕》中，阿加莎・克里斯蒂更是全面展现了波洛的内心煎熬，他的傲慢与脆弱，他对于法律和正义关系的理解。这一次，阿加莎把读者推到了最心碎的处境，他们眼睁睁看着波洛逾越法律界限，亲手处决恶徒，为了惩戒自己，此时已经罹患心脏病的波洛拒绝了药物，情愿在梦中死去。
波洛的人物弧光在《帷幕》中得到升华，极致的矛盾试炼出人性的质地。阿加莎・克里斯蒂写推理，更写人心。“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马普尔小姐的这句话，何尝不是阿加莎小说的座右铭。
《神秘的镜子》就讲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个故事曾被王安忆在自选集里完整转述：“‘我’宿在朋友家的客房，从镜子里窥见身后墙上洞开一扇门，门里正上演恐怖的一幕——朋友的美丽的妹妹西尔维亚，被一个男人扼住喉咙，男人左脸上有一道疤痕，使他看起来十分凶恶。‘我’将这一幻象告诉了西尔维亚，于是，西尔维亚解除了婚约，因为她的未婚夫和镜子里的男人一样，左脸上有一道疤痕。后来，西尔维亚和‘我’结了婚，可‘我’其实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有一次，嫉妒心大发作，扼住了西尔维亚的脖子，就在这时，‘我’从镜子里看见了多年前那个幻象，那个左脸有伤疤的男人正是‘我’，因镜子反射的缘故，左脸上的伤疤实是在右脸，而‘我’在战争中右脸被子弹划伤了。”
依靠猎奇的推理小说，容易速朽，写到人性深处的推理小说，才可能流传。当一部小说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写到了人心底里最幽暗的地方，它是什么类型的小说都不重要了，因为在时间的锈蚀面前，它已经建立了抵御的屏障。坦率来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并不是写人物第一流的，但很多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她对人性的理解力。
我私心以为，许多人是被阿加莎・克里斯蒂精彩的案件吸引，而最后留住他们的，不是一次又一次反转，而是她写出了我们曾经梦到或感受到，就发生在附近，而不是远方的恐惧之事。她写的其实是灵魂的恐惧、周遭的恐惧，而不仅仅是远方猎奇般的骇人事件。
法理与人情、代际隔阂、宗教习俗、家庭冷暴力、遗产纠纷、性虐待、情杀等，这都是普通人可能经历的事情，换句话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描写的故事，不是发生在远方，正是发生在附近，正因如此，它能激起一阵后怕的情绪。
一个侦探系列能否流行，质量和数量都很重要。波洛系列的质量不必多说，它的数量也足够令人吃惊。相比之下，以马普尔小姐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只有12 部，马普尔系列的质量不逊于波洛，但因为数量较少，波洛系列就比马普尔系列要更有名一些。
普世性的共鸣
作为对比，推理黄金时代三大女杰之一约瑟芬・铁伊在中国寂寂无闻，多少也与此有关。铁伊的文本离地域贴得太近，阅读门槛相对较高，和同时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相比，她的产量也不算高，一生只写了八部推理小说。她犹如一位神隐的女侠，偶尔出手，引来高手称奇，又迅速抽身，三五年都远离尘嚣。她注重语言，如同侦探小说界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每一部小说都精雕细琢，但如今，由于作品相对晦涩，缺乏一个像波洛这样产量丰厚的侦探系列，她的影响力远不如阿加莎・克里斯蒂。
所以，决定一个推理作家能否广为流传，质很重要，量也不可或缺，同时需要具有普世性的共鸣，许多作家在本国非常出色，但因为文本地域性、时代性比较强，等到过了那个时代，当时的公共记忆已经消逝，这个文本的传播力就会相应受限。
如今，阿加莎・克里斯蒂养活了一个产业链，源源不断的影视剧改编自她的小说，光是我看过的，就有《大侦探波洛》系列、由英国ITV 出品的《马普尔小姐》系列、克雷格・比贝洛斯导演的《无人生还》、上海译制片厂配音的1978 年版本《尼罗河上的惨案》、1974 年《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等。这几年，肯尼思・布拉纳戏瘾上升，自导自演，但与其说他演的是波洛，不如说是更胖的007 混合福尔摩斯。
波洛是怎样的人？他是一个看起来有点狡黠的胖子，冷幽默、穷讲究，跟三教九流相处得来，又有一股松弛感，宛若大智若愚的通透人。相比之下，肯尼思・布拉纳把波洛演得太正了，彼得・乌斯蒂诺夫珠玉在前，人们心目中的波洛，终究还是后者那模样。
回顾荧幕，彼得・乌斯蒂诺夫是一代人心中的波洛，大卫・苏切版本的波洛系列、杰拉尔丁・麦克伊万的马普尔小姐探案，多少也算尽心诚意。青春期的时候，我喜欢拿波洛和马普尔系列打发时间，一边用手机放，一边不影响我电脑打字，因为这两个系列的节奏都很日常，不是那种特别紧的，而是闲庭信步，松弛得很。
这种松弛感，可能也是大家为什么喜欢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原因。松弛、缜密，讲一个精彩的故事，阿加莎如果活在今天，可以自己整一个侦探宇宙。在她的小说里有一种松弛感。不苦大仇深、不教育读者，只是讲一个故事的松弛。
阿加莎是讲故事的高手，她的武器库里有上百种兵器，每一篇小说，就是她展示兵器的形式，犹如老师傅打拳，不花哨，每一拳又都在恰当的力道。
阿加莎的小说是城市市民的消遣，她尊重人们对隐秘的好奇、对逻辑的讲究，她领着读者逃离沉重现实，暂时在侦探世界喘一口气，跟波洛旅行兼探案，听马普尔小姐小幽默和小刻薄，蓦然回首，发现阿加莎写的不是罪案，而是生活的真相，是关系、情感与人心。
《无人生还》是阿加莎小说里特别的一部。这部小说的气质就像英国的天气，阴冷、多雨，蔚蓝色的大海上是苍凉的月光。《无人生还》也是惊悚小说的典范，和《罗杰疑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相比，《无人生还》的重点不在于如何严丝合缝的逻辑推演，而在于恐怖氛围的营造、作者对于人际关系的洞察。
小说的升华之处在于案件与古老童谣的对应，“十个小兵人，外出去吃饭。一个被呛死，还剩九个人。九个小兵人，熬夜熬得深。一个睡过头，还剩八个人。八个小兵人，动身去德文。一个要留下，还剩七个人……”
一个凶手就藏在我们之中，可是人们又相继死去，每个人都有一段罪恶之事，内心的重负让他们互相猜忌。这种悬疑模式古老而迷人，击中的恰恰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海面下的冰山。
又比如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一群人，怀着各自的动机齐聚到船上，这种陌生与谎言的张力，随着叙事推进，一个个小的疑惑被解开，最终大的罪恶暴露在阳光之下，可却没有十恶不赦的坏人，凶手动机符合人性，这是阿加莎尊重读者智商的体现。
今人说到情感流写法，常会想到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和《嫌疑人X 的献身》，一个人守护另一个人，屡试不爽，我最近读到郑执的《生吞》，也是这种模式。其实早在一百年前，阿加莎就探索了这种爱人共犯的写法，《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是例子。
女性侦探
说到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是那个年代、为女性侦探留下一席之地的作家，在她的推理世界里，女性不再是佣人、妈妈、舞女、艺伎、儿童，女性也可以是独立思考的侦探、勇敢捍卫正义的人。
她的小说一改男性侦探小说常见的“仙女”形象，塑造了许多更为立体的女性人物，尽管还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仆人和舞女一类的形象依然符号化），但在马普尔小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作家对于女性智慧的尊重。
所以，阿加莎的诀窍是，老老实实讲一个精彩的故事，又在故事中窥见生活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阿加莎是最古典的那类小说家，她继承的是说书人和听故事的传统，她的贡献并不在于语言和风格上的创造，而是在于为侦探小说、悬疑小说乃至恐怖小说提供了大量精彩的故事范本，用教科书般的案件设计，为后世小说家提供绝佳的参照系。她是类型小说的开拓者，也是小说家面前的高山，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在其后书写推理小说的人，都应该感谢阿加莎・克里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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